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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 从阶级属性上地主属于剥削阶级，是革命的对象。通过土地改革，地主赖以剥削他人的土地已被没收分配给农民，被剥夺土地的地主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样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来源，逐步向劳动者转化。因此，在土改完成、地主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之后，应给予应有的公民权利。 对于这个问题政策本来是明确的。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对封建剥削要非常恨，但地主本人还是劳动力，经过改造过几年还有选举权。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会出乱子，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52)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更是具体提出：“地主劳动五年、富农不剥削三年即可改变成份”，“因为他们的土地财产(富农的是征收其多余财产，不是全部财产)已经平分了，又有这许多年的劳动，是可以把人加以改造的。”(53)当时，一些解放区也明文规定，地主在经过一定的年限之后改变成份。1948年2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关于土地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示》，其中提出：“关于成份转化问题，地主在当地民主政权成立以前，已经转入劳动，或其他成份满一年者，或在当地民主政权成立以后，已经转入劳动或其他成份满五年者；旧富农在当地民主政权成立以前已经转变为其他成份满一年者，或在当地民主政权成立以后已经转变为其他成份满三年者，应依其转变后的情况，改变其成份。”(54) 1950年8月4日，政务院第44次会议通过《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其中规定：凡地主成份，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份为劳动者的成份或其他成份。其不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或有任何反动行为，或有违抗人民政府法令行为者，则不在此例。老解放区的富农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合于上述条件满三年者，亦得以同样的方式改变其成份。不合于上述条件者，则不得改变(55)。 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有土改任务的各中央局，提出“在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对地主的斗争已经相当彻底的地区，领导上应该说服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在他们从事农业劳动时，如有实际困难，亦应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56)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华北局提出：“新区富农，一律按人民待遇。老区富农，一般应经过群众同意恢复其公民权。地主中如有劳动积极、表现进步者，或已具备改变成分条件者，经群众同意亦可恢复其公民权，并可吸收其中有代表性者参加各界代表会议，以利团结和生产。”(57)应当说，这些规定对于改造地主、富农，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对地主、富农的政策基本上是和缓的。1953年起，农村掀起了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地主、富农也规定在“本县和本乡的劳动农民已经有四分之三以上参加了合作社的时候，对于已经依照法律改变成份的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多年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可以经过社员大会审查通过、县级人民委员会审查批准，个别地接受他们入社。”(58)到1956年，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地主、富农被批准加入农业合作社。据有关资料统计，老解放区原来的地主、富农被评为正式社员的一般占50％左右，候补社员占40％左右，管制生产的占10％左右。新解放区原来的地主、富农被评为正式社员的一般占20％左右，候补社员占60％左右，管制生产的占20％左右(59)。 遗憾的是，进入19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毛泽东日益注重反修防修的问题，并且认为苏联党变修国家变色，是赫鲁晓夫不重视阶级斗争造成的，因此日益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并且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从1963年起，又在全国城乡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城市的“五反”和农村的“四清”。本来，农村“四清”的重点是解决一部分干部出现特殊化和腐败的问题，但当时却认为部分干部的腐化变质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地主、富农对这些干部的腐蚀拉拢造成的。196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在强调必须高度重视阶级斗争问题时，列举了阶级斗争的，诸种表现，如“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等(60)。因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固然主要是为了解决基层干部存在的问题，但由于将地主、富农当作部分干部腐化变质在下面的根子，于是在“追根子”的过程中，使一部分地主、富农在运动中受到了冲击。有的地方还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补划了一些所谓“漏网的地主、富农”。不过，相对而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是在局部进行的。进入“文化大革命”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进一步被强化，地主、富农企图“变天”被严重夸大。为了防止阶级敌人“复辟”，地主、富农成为专政即“革命”的对象，再度遭受打击与斗争，这就将阶级斗争进一步严重扩大化了。地主、富农固然曾剥削农民，但经过长时间的改造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放弃了剥削，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应该具有基本的公民权利而不应再对其加以歧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后对社会关系进行重大调整。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规定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从此，地主、富农成为一个历史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