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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解放区土改之意义 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不能以城市暴动的方式一举取得政权，而只能在农村积聚革命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自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后，中共长期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农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区域。 既然革命的重心在农村，这就决定了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农民。组织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成为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虽然那是一个产生革命激情的年代，也是一个产生革命理想主义者的年代，对于革命的组织者、发动者而言，革命是为了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献出所有的一切。然而，长期劳作于偏僻农村的农民，则不可能有革命组织者那种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更不会有天然的革命自觉。中国农民在通常情况下总是惯于忍受，历史上农民揭竿而起的事例虽然屡有发生，但这种情况往往出现于农民走投无路之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农民的处境没有丝毫的改善，但客观而言，农村的现状也并未因南京政府的建立而迅速恶化。于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面前：怎样才能动员农民参加革命。 农民能否参加革命，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固然重要，但农民考虑更多且更直接的，则是参加革命能否带来实际的利益。如果革命带来的只有危险与牺牲，而不能改善其经济条件与政治地位，农民是不可能投身于革命的。同时，革命的目的虽然是解放生产力并最终发展生产力，但革命本身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冲击与摧毁，因而在革命的进程中可能会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也就是说，革命本身不能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所拥有的仅是革命的勇气、胆识和信念，而除此之外别无长物，要让农民从革命中得到物质利益和政治权益，就只能对现有的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进行再分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没收之后分配给农民，同时打破旧有的农村社会秩序，剥夺地主阶级(乡绅)原在农村的社会控制权，让参加革命的农民分享对乡村社会的领导权。1930年毛泽东在作兴国调查时就发现，中农和贫农之所以参加革命很勇敢，就中农而言，这个阶层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的：平分土地后他们的土地不但不受损失，而且多数还分进了部分土地；过去娶亲要花很多钱，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财产，土地斗争后，婚姻自由，娶亲不要钱；过去办丧事要花很多钱，有些中农由此负债破产，土地斗争后破除了迷信，这个钱也不用花了；土地革命后地主和富农被打倒，中农不再向他们送情送礼了，也可节省一项费用。更重要的是，“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家处置；现在却和贫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贫农在土地革命中则是得利最大的阶层，因为他们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分了山，革命初起时，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物价便宜了能吃便宜米，废除了买卖婚姻可以娶到老婆，最根本的是“取得了政权”，成为“农村政权的主干”和“农村中的指导阶级”(47)。可见，农民为什么拥护革命，因为革命给他们带来了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所以1927年至1936年的国共内战中，土地关系的变动就成了中共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最有效方式，而这段历史也就被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十年内战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转变为减租减息政策。因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需要动员全民族抗日，即使地主，只要他不愿当亡国奴，有抗日要求，也要团结争取他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其为抗战出力。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难题：要农民抗日，必须给农民物质利益；要地主抗日，不能再沿用过去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于是，中共提出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土地还是地主的，但要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样，地主的根本利益没有受到损害，农民也从减租减息中得到了实际的好处，因为减轻了负担，并且地主不得随意退佃。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虽然全国人民热切地盼望和平，不希望再发生战争，但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清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之间已是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快到了重新内战的边缘。经过八年抗战，国共两党的力量其实都得到了发展。虽然人民希望和平，中共也为和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无奈醉心于专制独裁的蒋介石一心要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因而抗战一胜利，内战的硝烟便再起。到了1946年春夏之际，形势已经基本明朗了，中共也只得在力争和平的同时加紧做应对全面内战的准备。在经过长期的战争之后，如何动员解放区农民继续参军参战，成为中共领导人不得不着重考虑的首要问题。而抗战期间在土地问题上减租减息这种地主与农民都能接受的政策，显然不能再维持了，因为租息其实已没有可再减的空间，农民的要求是从地主手中得到土地。五四指示虽然名义上还是利用减租减息做文章，但目的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变革土地关系。 在全面内战即将爆发之际，土地改革的启动，就显示出了特别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它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使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使他们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从而坚定了他们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另一方面，中共又告诉他们，要保卫自己刚刚获得的土地，保卫胜利果实，仅仅推翻了本村的地主还不够，还要打倒地主阶级的总后台蒋介石。对于当时解放区的普通农民来说，他们对于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印象是相对抽象的。那么，怎样将抽象的蒋介石变成具体的蒋介石，中共除了广泛宣传战争的自卫性质外，还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认识到，其实他们身边的地主及其爪牙，就是南京的蒋介石在本村本乡的代理人，就是一个个小蒋介石。不彻底打倒南京的蒋介石，村里的小蒋介石就会组织“还乡团”进行反攻倒算。而要打倒蒋介石，就必须武装起来保卫解放区，大家都去参军参战，打败来犯的国民党军队。因此，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各解放区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 不可否认，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由于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农民有着较高的政治觉悟，但是，国内战争毕竟不同于反侵略战争，已经不能再用民族战争为旗帜动员农民。要使解放区农民参军参战，就必须揭示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必须使他们明了这场战争的胜败，不只关系到共产党的成败，而且与他们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要让农民参加战争必须给其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中共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除了土地关系的重新调整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并无其他资源可供利用，于是，进行土地改革就显得尤为必要。这次国共内战，以国民党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其结果，国民党失去了在大陆的统治，中共赢得了全国执政地位。这其中，当然有诸多的原因，但最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土地改革，激发了解放区军民参加战争的热情，在于解放区的亿万农民成为中共的坚定支持者。 土地改革还实现了中共基层组织与农村基层政权的有机融合，使党的基层组织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自古以来，中国的国家权力基本上只延伸到县一级单位，至于县以下的广大农村并无政权组织。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曾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并以此为依托，开始了对中国基层政权的建设，企图使国家权力下移至乡村。但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努力并不成功，“即使从国民党的角度出发，保甲制的实行也是完全的败笔。”“从实行的效果看，只是将国家政权在形式上伸延到了每家每户，但实际上则是将原来土豪劣绅地方势力的恶行合法化，并且背在了国家政权的身上。”(48)至于国民党组织自身，虽然在抗战期间“党机器的组织触角延伸到了县以下乡村基层社会，其组织扩张和渗透能力达到了它建党和执政以来的鼎盛。然而，由于国民党党机器长期以来所积淀的组织功能障碍和内在积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疏理和清除，战时党组织在量上的膨胀和扩张，不仅没有展示出党力的强健和壮大，相反组织的涣散随着组织的扩充而同步增长。”(49)这就意味着国民党不论党的组织还是其控制的政权组织，其实都没有在广大乡村生下根来，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基本上止于县一级，其社会动员能力在乡村甚为微弱，以至于征兵都不得不用抓壮丁这种拙劣而极易引起民怨的办法。 中共自从建立农村根据地之后，就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早在十年内战时期，就曾规定县以下设区、乡、村工农兵代表大会(即苏维埃)，分别为区、乡、村最高权力机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在县以下也普遍设立区、村政府。与此同时，在区(乡)、村各级亦相应地建立党的组织，但在土地改革运动前，村一级党组织和党员身份基本不公开，普通民众虽然知道村中有党的组织，但往往不清楚村中究竟何人是党员，党员和党组织只在暗中发挥作用。各解放区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还开展了对原来乡村政权的改造。1947年在土改复查和平分土地的过程中，曾一度建立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会，取代了原村一级基层政权班底，并对原来的乡村干部用“搬石头”的方式进行整肃，这自然扩大了打击面。但中共很快意识到“搬石头”的严重性，发现将原有的干部当作阻挠土改的“石头”全部搬掉并不妥当，于是立即进行了纠偏，要求老区和半老区将贫农团改组为贫雇农小组，建立县以下各级农民(或人民)代表会作为土地改革运动领导机关，然后在此基础上实行普选，成立乡村人民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并改选乡村政府。同时，中共在土地改革运动的后期决定结合土改开展整党，并将原来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党组织和党员身份公开。这样，党支部不再是隐于乡村政治活动的幕后，而是直接活跃于前台，形成了基层政权组织和基层党的组织并行的乡村权力运行机制。随着党组织的公开，党支部逐渐取代村政府在乡村的权威。这种体制的出现，大大强化了中共对乡村社会的领导能力。 土地改革运动不只是农村以土地为核心的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同时也是在变动土地所有关系的过程中进行各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乡村社会改造。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的领导权控制在乡绅阶层手中。乡绅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50)。普通的农民特别是其中的贫雇农，除了整日考虑自己的温饱生计，在乡村社会基本上无甚地位，没有话语权，这些人占了农村的大多数。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原有的乡绅阶层多被划为地主阶级，变成了要打倒的目标，而一向生活于农村社会底层的贫雇农，组织了贫农团，一时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宰。土地改革运动用革命的形式，释放了农民对地主的阶级仇恨，使他们产生了改天换地的感觉。 曾亲历过解放区土改的美国友人韩丁在他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的扉页中，曾写了这样一段话：“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这是对土地改革意义最精当的评价。 自然，“翻身”、“解放”这样的词汇，并不是农民的创造，但农民很快接受和认同了土改等于“翻身”、“解放”的阐释，并变成其内心的认知与感受。中共在组织、发动这场运动之初，就将土改赋予了“解放”、“翻身”的含义，一些地方的土改工作队，被称为“翻身队”，土改运动又被称为“翻身运动”，随后进行的土改复查则称为“翻身大检查”。土改等同于“翻身”、“解放”的话语阐释，是土改运动能够成功发动、广大农民踊跃参加的重要原因。农民们清楚，他们的翻身与解放，固然离不开自己起来同地主阶级斗争，而他们之所以有能力、有权力进行这种斗争，则是因为背后有中共这个强大的支持者。于是，农民也就很自然地将“翻身”、“解放”同党联系起来，认为这一切都是党带来的，必须听党的话，跟着党走。正是这种认识的产生，使中共获得了农民对自己执政地位的充分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改革运动获得了巨大成功。 土地改革更主要的目的是解放农村生产力，为国家工业化扫清道路。只有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个历史过程世界各国皆然。当然，封建土地制度的改变方式可以多种，既可用革命的即暴力的方式，也可以用和平的改良的方式。如果从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而言，后者的影响肯定要小于前者。中国大陆之所以用革命的方式完成土地制度的变革，很大程度上与国共内战有关。五四指示制定之时，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式主要是清算、动员地主献田和由政府征购地主的土地，其中的清算虽然也有斗争的成分，但这几种方式总体上讲还是和平土改。当时的考虑也是国共内战还没有全面爆发，国共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中共方面对和平还抱有希望，故而没有采取十年内战时期那种直接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愿因土改而过分刺激国民党。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随后又不顾中共与民盟的反对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11月中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从南京返回延安，历时一年多的国共谈判彻底破裂，在土改问题上也就不再存在刺激国民党的问题，所以土改的方式也就由清算等形式转变为直接没收地主的土地。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土改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可是老区土改之后有的地方生产并没有马上发展，甚至有的地方还有所下降，对于这个现象如何解释?有研究者认为：“由于政策不明确、指导思想不对头、组织引导不当以及流氓分子的煽动等等原因，一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发生了破坏工商业、破坏生产设施等过火现象。由于对地主、富农特别是富农打击过重，造成了中农的恐慌，也曾使一些中农乱宰杀牲畜，毁坏生产工具。至于地主、富农由于抗拒或报复，有意地进行破坏，那更是必然发生的现象。所有这些对生产力的直接破坏和损害，不能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51)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不但如此，由于土地改革运动延续的时间过长(从五四发布到1948年上半年结束，大体两年时间)，运动的过程过多(经过了清算、复查、平分土地、纠“左”到最后确定地权)，结果农民把许多本应用于生产的时间与精力放到参加运动上。而且由于运动始终在进行当中，地权没有确定，农民对于土地没有归属感，也不愿在已分得的土地上有较大的投入。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一些地方对地主、富农实际上没有区别对待，将富农的土地财产也没收了，甚至将中农“长余”的土地也拿了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富农及中农的生产，而这两个阶层在农业生产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另外，由于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决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这样，乡村一些原来不从事或者较少从事农业生产的地主、手工业者以及少量的无业游民，也分得了同等数量的土地，他们中的有些人并没有多少农业生产的经验与能力，他们经营土地的产出自然会低于原租种地主土地的贫雇农。还应看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时，正是战争最激烈的两年，人民解放战争经历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转变，与此相伴随的是解放区承担极其繁重的战争勤务，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除被动员参军之外，还被作为支前民工直接开赴前线，这就意味着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为减少，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土改之后，农业生产短期内没有大的发展甚至还有下降，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