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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重大战略判断的前提和基础上，邓小平作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包括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确立“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一整套方针政策；包括决策恢复高考；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创办经济特区；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决策实施“863”计划；包括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实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提出一系列“两手抓”方针；把制度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突出提到全党面前；实行百万大裁军；提出“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等等。这一系列战略决策，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牢牢把握了三个重大历史节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引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第一个重大历史节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时的中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局面。邓小平及时向全党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战略号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确立了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有的同志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不低于43年前的遵义会议，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两次会议虽然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实质上分别确立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实现了我们党从遭受严重挫折到走向新的胜利的伟大转折。 第二个重大历史节点，是1989年平息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邓小平领导全党果断平息了政治风波。1989年6月9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中， 科学分析了形势，明确而肯定地向世界宣布，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坚持“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不动摇，坚持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从而在重大历史关头，鲜明地回答了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方向前进的重大问题，稳定了大局，进一步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心，树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 第三个重大历史节点，是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谈话。这既是一篇集大成的谈话，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之点，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的宣言书，再一次从根本上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战略指导，邓小平领导风格的本质特征 邓小平作为战略家，他的领导工作高瞻远瞩，举重若轻；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旗帜鲜明，勇于担当；柔中寓刚，绵里藏针；波澜不惊，稳如泰山，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信赖和衷心爱戴。而贯穿邓小平领导工作的，是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坚定的信仰，是邓小平全部实践和理论的基石，也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基石。 邓小平在讲到党的优良传统时，曾经讲过：“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邓小平在伟大光辉的一生中，始终不渝坚持的，也是这两条最根本的东西。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两个基本点。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147页。）为此，他建议“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