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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综合因素 共产国际听了任弼时的报告,作出相应决议以后,任弼时正式接替回国的王稼祥出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王稼祥带回的指示,中共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于是,有研究就认为共产国际根据任弼时报告作出的决议,沉重地打击了王明的错误主张,充分地肯定和支持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27) 应当说,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包括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所作报告在内。从对两个报告的排比式梳理、分析可知,任弼时并没有触及十二月会议的矛盾。他对十二月会议主要内容的陈述,现在的文章多指为王明的错误主张。其实,这部分内容倒与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的论述基本一致。他明白地写着:“‘抗日高于一切’,民主民生均在其次”;合作的目的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不是谁领导谁”;要求与口号“不要太高太左”;“不是不要现有军队”;“统一指挥、纪律、武装、供给、作战计划等”;“使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起来,仅靠游击战不能战胜日寇”;“群众运动中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合法’与‘统一’’。(28)比较王明的报告大纲,所讲的并未超出这些内容。(29) 问题可能出在如何在实践中处置这些议题上。总的方向一致,不一定路径完全一样;总的目标相同,着重点也可能会有差别。抗战以来,在统一战线方面,初期是“左”倾。(30)毛泽东后来如此评价。王明回国,急于立威,拿洛川会议开刀,尖锐批评统一战线中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两个问题上坚守立场。据张闻天说,十二月会议检讨了前段工作中“左”的缺点和错误,但也肯定了“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张闻天强调目前主要是“求得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与发展”,不放弃党的独立性,“领导权不在争,而在做”;统一战线中的某些缺点,责任不能都由共产党来负;有人说过去没有拿住“抗日第一”,“这是过于把我们的责任强调了”;对友党应当是互相让步,“不是让步政策”。(31)他承认检讨过去有必要,但不能取消批评友党的立场,不是要拿自己的屁股给人家打。可以想见,这是说给王明听的。 真正起影响的,或者说对毛泽东有触动的,当是组织人事的调整和王明在会后另搞一套。(32)季米特洛夫说“需要有对国际形势很有研究的新人来帮助中共中央”(33),王明自认为就是这样的“新人”。这次会议调整了中央书记处,王明增补为书记。为筹备党的七大,决定成立25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则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组成。会后,王明到武汉从事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工作。后来,他承认自己在这段工作中“强调斗争性不够”,在组织上“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任弼时也认为王明“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34) 王明不便再打共产国际的旗号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季米特洛夫的谈话起了关键作用,与任弼时的报告并无直接关系。王明在共产国际担任多种职务,是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但共产国际也没有让他取代国内领导人的意思。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就对他说:“你回国要与国内同志弄好,就是他们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35)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又特别叮嘱,“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36)共产国际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季米特洛夫从组织上提出以“毛泽东为首”,这是六届六中全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双重保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