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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长沙 410006） 摘要：在中国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中，政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的扩张或收缩，因此不能忽略政治背景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回顾中国历次党代会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发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召开的11次党代会中，在党代会召开的当年经济运行上升到经济周期波峰的有4次，在党代会召开随后的年份出现经济的扩张与繁荣的有5次。由此可见，中国党代会的召开一般都会带来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关键词：中共党代会；政治的经济周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3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8-0081-06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周期阶段与持续繁荣的对策分析”（NCET-11-01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物价周期波动史研究”（14AJY023）；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物价周期波动研究”（13YBA087） 作者简介：陈乐一（196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宏观经济研究；杨云（1987—），男，博士研究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引言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表现为繁荣、衰退、萧条与复苏的依次交替循环。经济的剧烈波动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早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话题，也是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共同面临的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研究问题。为了减轻经济波动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各国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对经济波动的成因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二战”后，对经济波动成因的研究主要分为内因论和外因论两大部分，内因论主要强调从经济体系内部寻找经济波动的机制和成因，具有代表性的是Samuelson(1939)提出的乘数——加速数模型；外因论则强调从经济体系的外部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具有代表性的是Nordhaus(1975)提出的政治周期理论、Kydland 和Prescott（1977）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在中国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的扩张或收缩，因此不能忽视政治背景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着重研究中国党代会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一、文献评述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发展经济，经济的发展或多或少会烙下政治的印记。政治周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先是由波兰经济学家Kalecki（1943）提出，他认为商人因害怕工人充分就业危及他们的地位，所以反对充分就业，而政府为赢得选票则会在经济衰退时刺激就业，以促使经济扩张及繁荣。此后出现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因遭到工人和商人的共同反对，所以政府会被迫放弃充分就业的政策以致经济开始衰退。当政府再次实施充分就业的政策时，又会导致新一轮的经济波动，形成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1］。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Nordhaus(1975)把政治的经济周期归因为政治权利的机会主义者在大选前为赢得选举，倾向于扩张的经济政策，因而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在大选后，政府领导人又会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降低通货膨胀率。在下一个政治选举的周期里，又会经历新一轮的经济波动［2］。Rogoff（1987）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每当政府领导人换届选举前，政府倾向于扩大消费、减税和增加转移支付，至少在全国选举的年份，政治的经济周期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3］。随着预期理论的兴起，一些学者从预期的视角来研究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如Aidt等(2011)通过研究理性的政治的经济周期模型来分析选举前政客操纵经济和财政状况是否能够增加再次连任的机会，结论表明，当现任领导人赢得再次当选的机会比较小时，就会采取更多的机会主义倾向行为［4］。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Kydland 和Prescott（1977）则认为，当经济个体对未来经济政策预期与政府当期制定的最优政策一致时，政府经济政策与实际的经济发展才能达到动态一致［5］。也有一些学者从博弈论的视角研究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如Alesina（1987）认为，如果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被允许的话，那么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就会密切相关，政治的声誉机制归因于两党的相互作用，共同的政治规则能够通过减少或消除经济起伏来改善经济运行结果［6］。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政治的经济周期展开了研究。一些学者从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假设的视角研究中西方政治的经济周期差异，如王成兰和郭春甫（2006）认为，西方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假设和理论平台是建立在政治家的偏好、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经济扩张，以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与西方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中国与西方政治的经济周期存在差异［7］。中国政治背景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是通过一定的途径来实现的，庞东和杨灿（2006）认为，中国受政治背景影响而出台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制度变动冲击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周期波动的方向及程度［8］。也有一些学者研究中国中央政府换届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如刘瑞明和白永秀（2007）通过构建以控制权收益为基础的官员晋升激励框架来分析中国经济周期，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政府晋升激励体制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推动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9］。陈卫东和苗文龙（2010）利用中国1953—2008年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央政府换届与经济波动周期之间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中央政府换届周期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地方政府通过财政项目竞争、软预算约束等扩大了财政、货币政策的顺周期［10］。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地方政府更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张军和高远（2007）利用中国1978—2004年相关的数据实证研究得出，省级高官的任职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总体上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官员任期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官员异地交流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差异［11］。而王贤彬、徐现祥等（2009）研究发现，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对辖区短期的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因地方官员更替频率、更替年龄等因素不同而不同［12］。 在对国内外关于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回顾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已经拥有丰富的研究。虽然不同的国家存在国情、政体的差异，但是政治的经济周期作为宏观经济周期的一个固有的现象，政治力量对经济扩张或收缩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因此，分析历次党代会与中国经济波动的关系有助于认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特殊性，也可以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与持久繁荣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