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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中华民族原初历史记忆和政治文化基因的有效载体，集中体现了上古虞、夏、商、周统治者的政治观点、治政理念与施政法则，以其无可比拟的思想智慧成为历代帝王将相必读必遵的中华元典。 《尚书》所涉诸多治政命题，如以“九州”、“十二牧”、“五服”等理念为核心的大一统思想，以“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为特质的民本天命观，以“明德慎罚”为主张的德治精神，以“君明臣谐”、“俊乂在官”为标准的用人之道，以“柔远能迩”为理念的民族和平相处原则等，经过周秦学者的不断诠释，逐渐形成有益于构建古代政治伦理体系的《尚书》学传统。早在孔子之前的王官之学时代，社会就已形成“掌《书》以赞治”、“执《书》以造士”的普遍风尚，孔子及其后学将此官学传统下移，构建起儒家政治伦理哲学和德政说教，开启并奠基了以“资政”为特色的汉代《尚书》学传统。这一传统对汉民族政治文化特色形成具有奠基意义，对几千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亦产生巨大影响。 尽管饱受秦始皇“焚书坑儒”及秦汉之际战乱的严重破坏，《尚书》在汉初仅有29篇得以保存，但在汉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及积极推动下，在官、私两个层面均得以普遍传播，不同风格的《尚书》学派随之形成并流衍争胜不断。各家各派《尚书》学诠释的着力点均未超越资政化民的范畴，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立为官学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今文学，多能把《尚书》作为立政治政的历史依据用于指导政治实践，并取得了明显的资政效果，直接影响了两汉政治社会的变迁。 《尚书》在汉代成为实至名归的帝王之书。诸多人君研习《尚书》，尊崇《尚书》学者，依《尚书》布政、施政，促进汉代《尚书》学社会功用的发挥，如以《尚书》决狱、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等等。 以民为本的天命观对汉代立政伦理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敬畏天命常被视为奉天治世的最大法则。在今传《尚书》中，“天”字出现107次，与天同义的“帝”字出现34次，由此足见《尚书》诸篇之天命思想的多寡。《尚书》提出了“天之断命”、“续命于天”、“剿绝其命”、“恭行天之罚”、“改殷之命”等说法，这表明商人、周人认为其之所以能得天下，盖由天命所赐，并将此伦理哲学理念昭信于天下，初步形成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天命观。 在早期《尚书》学传统形成过程中，《尚书》宣扬的国运定于天命的意识代代相传，至秦汉时期得到强化，在两汉帝国建立与巩固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更有些汉代《尚书》今文学学者敏感地意识到《尚书·洪范》“五行”观念的文化生成功能，将之与“五德终始”说、“三统三正”说结合并加以衍生和诠释，诞生出新的天命转移理论，如伏生《尚书大传》提出的“三统”说、刘向《洪范五行传论》提出的“五行相生”说，进而将其作为朝代更替的理论依据。这些观念在巩固汉帝国政权合法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