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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能治政法则对汉代治政伦理的影响 《尚书》另一核心要义为贤能治政法则的奠基，具体体现在君臣的德才并重标准以及和谐君臣关系的构建两个方面。《尚书》对唐尧、虞舜、大禹、成汤、文王、武王等帝王，对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重臣，进行了多角度的型塑，但散中不散，集中刻画了他们德才兼备的治政素质。贤能治政的关键是“俊乂在官”，即把贤能者使用在关键职位上。君王掌权，知人之明是其基本德性，作为最高统治者，不仅要善用贤能，而且要近贤远佞，视臣如手足，“臣作朕股肱耳目”，并敢于广言纳谏。《皋陶谟》说：“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身为天子，要能理性接受臣下的建议。为臣之道，则要“允迪厥德，谟明弼谐”，重视自己的德行修养，按照“九德”的标准不断改进自身，恪守本职，勤政守法。汉代任荐大臣多遵循《尚书》中的贤能治政法则。刘向引用《尧典》《皋陶谟》议论任荐大臣的重要性时说：“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拊石击石，百兽卒舞。”陈忠疏奏三公典职之要时亦化用《尚书》文本说：“臣闻三公上则台阶，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职，协和阴阳，调训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风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汉代任荐大臣遵循《尚书》者很多，仅举一例：光武帝拜高密侯邓禹为大司徒的策文说：“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基本沿袭《尧典》帝舜命契作司徒之文本。 汉代和谐君臣关系的构建重在赏罚有道。治政之大本在于刑赏，赏或罚是君王驾驭群臣的主要方法，《皋陶谟》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汉代统治者深谙此道，赏罚非常严明，一直为后世所称道。如汉宣帝曾下诏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尚书》学者颍川太守黄霸因治郡有方，被宣帝赐爵关内侯，赏黄金一百斤，俸禄由八百石提升为二千石。京兆尹赵广汉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但因犯罪当斩，数万人为其求情，甚至有愿代其死者，汉宣帝为严明刑律，最终仍下令将其腰斩。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汉《尚书》学研究”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