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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宣扬的天、帝、天命等观念并非主宰天下万物的神性宗教关怀，而是一种“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天亦哀于四方民”、“以小民受天永命”的民本关怀。正是通过强调“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讨有罪”、“天命有德”等理念，《尚书》得出了天意即民意的结论。汉代帝王在此理念影响下，常依据《尚书》的民本天命观警醒自己，动辄就下罪己诏，前汉文帝、宣帝、元帝、成帝，后汉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等，都曾这样自责，史书均有载记。汉代儒者在以《尚书》民本天命观匡正人君方面亦多有发明，如前汉谷永引《无逸》《文侯之命》戒成帝“毋逸豫”，班伯据《微子》《酒诰》戒成帝毋迷色淫酒。后汉郅恽引《尚书》周公规劝成王“勿盘于游畋”之事戒光武帝“毋逸豫”，郎顗用《盘庚》“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谏顺帝仁俭施政，杨震用《洪范》戒安帝节用去奢，陈蕃亦引《尚书》“无教逸欲”、“勿盘于游畋”戒桓帝“毋逸豫”。 大一统观念对巩固两汉帝国多民族统一的影响 《尚书》学在汉代的大规模传播，使得其中的许多观念深入人心，整体呈现出“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九州混同，四海一家”一统天下的恢弘气度，“万邦黎献，共为帝臣”、“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天下共主的气概，“惇德柔远”、“蛮夷华夏，莫不率服”民族和平的相处之道，《周书》部分倡导的“封邦建国”理念不仅为汉代统治者所继承，而且在各族民众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为维护两汉帝国长达四百年的多民族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 汉代常常借用《尚书》“封建”诰命体语言，如：武帝元狩六年（前117），策立皇子刘闵为齐王、刘旦为燕王、刘胥为广陵王，诰命三策中的“封于东土”、“封于北土”、“封于南土”语言，是仿自《康诰》“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惟命不于常”，亦是活用《康诰》经文；“俾君子怠”系改《秦誓》“俾君子易辞”经文；“凶于而国”更是直接引用《洪范》经文。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六月间接引用《尧典》义来封建宗属，其下诏说：“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遣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末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其中便蕴含了《尚书》一以贯之的大一统理念。 汉代在处理边远民族事务时，往往采用《尚书》中“协和万邦”、“敦德柔远”、“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等策略。如：宣帝时，有学者谓“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并主张依《禹贡》疆域方五千，胡越之地在五千里之外，荒服鄙远，应割弃勿理，不宜出兵征服，以节省国力。再如：元帝时珠厓反乱，贾捐之认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皆可且无以为”，阻止发军南征，元帝听信其言，下诏说：“其罢珠厓，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