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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台湾史学家陈永发所说：“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广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可以截然画分为三的，其实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57 在抗战开始时，国民党的军队已经达到二百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六百万。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才是靠消极避战获得的。而共产党的军队从5万余人到120余万，却是在抗日战争的浴血战斗中成长壮大的。 为摆脱日军追击，1938年6月9日，蒋介石竟下令在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阻日军，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89万百姓葬身洪水，390万灾民无家可归，黄河在中华大地上肆虐咆哮了九年。接着，日军绕道沿长江继续进攻武汉。武汉失守后放火焚烧长沙城，烧死无辜市民3万余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有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残害，南京城被日军纵火和抢劫，致使南京城被毁三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据以上事实和数据，从总体和本质上说，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曾在抗日战争中处过“中流”的位置，但它往往动摇、彷徨、妥协、退让，结果是消极抗战、溃散甚至溃逃，并没有起过“砥柱”的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清晰看出，唯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我们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决不否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应有的地位和成就。从整个抗战过程看，尽管国民党在前期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有一致的地方，蒋介石先生不仅在抗日战争中，而且就其一生来讲，其中包括在1958年大陆炮击金门之时，他都不失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有其爱国的一面。而汪精卫一类的卖国贼则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当然，爱国和爱国主义是分层次和程度的，并有着不同质的内涵。共产党人没有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的任何私利，唯有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其爱国和爱国主义是最高层次最彻底的爱国和爱国主义。而蒋介石及其政府虽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但与共产党人的爱国和爱国主义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蒋介石集团是让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服从于他们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蒋介石政府在抗战中的各种表现，无论是抗战，还是反共，或是妥协，等等等等，其目的是为着实现他们所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妥协、退让政策，长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造成极大破坏，甚至几度与日本谈判，出现投降倾向，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但他们抗战和爱国的一面，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来说，无疑起着和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八年抗战，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更是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浴血作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都很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