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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古代写本文献的重大发现，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震动了整个世界。这次发现的文献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其中既有大批汉文文献，也有不少粟特文、突厥文、梵文、于阗文、吐蕃文、回鹘文、希伯来文等少数民族和外语文献，它们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丝路文明最宝贵的实物遗存。 然而不幸的是，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对此缺乏认知，他翻检洞内的藏品后不免有些失望。后来英国的、法国的、俄罗斯的、日本的探险家们纷至沓来，他们利用王道士的愚昧和无知，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盗宝惨剧。待到清政府的官员们得知消息，电令甘肃省将所剩藏品运至北京时，已是名副其实的劫余之物了。即便是这些劫余之物，由于当时在清学部供职的李盛铎等人监守自盗，攫取菁华后又把部分写本截为数段以充数，又人为导致一些写本的割裂。于是，珍贵的敦煌文献被分散、撕裂了，一个个原本完整或相对完整的写卷，碎裂成了两件、三件，乃至十多件，身首异处，四分五裂。国宝之殇，令人扼腕！正如敦煌学前辈姜亮夫先生所说：“敦煌卷子往往有一卷损裂为三卷、五卷、十卷之情况，而所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处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伦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设法将其收集一处，方可使卷子复原。而此事至难，欲成不易。”这种“骨肉分离”的情况，不但不利于写卷的整理与研究，也严重干扰了残卷的正确定名和断代。姜先生说：“卷子为数在几万卷，很多是原由一卷分裂成数卷的，离之则两伤，合之则两利，所以非合不可。”正因如此，敦煌残卷的缀合成为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成败利钝之所关”的基础工作之一。 例证之一，是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秦妇吟》是反映黄巢农民起义的长篇叙事诗，全诗238句，1666字，是现存唐诗中的第一巨制。韦庄因此诗名声大噪，人称“《秦妇吟》秀才”。但不知何故，这首传诵一时的名篇后来竟突然失传了。幸运的是，敦煌文献中发现了该诗的十多个抄本，只可惜大多残缺不全。笔者早年作《敦煌写本〈秦妇吟〉汇校》，当时所见《秦妇吟》写本仅九号，文中说“另据李盛铎《李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中有《秦妇吟》一卷，后已售与日本”，惜未见之。现在李盛铎旧藏已随着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所藏敦煌写本《敦煌秘笈》的出版而全部公诸于世，其中第1册羽57R正是拙文未见的李盛铎旧藏《秦妇吟》残卷。更让人惊喜的是，此号可与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写本S.692号直接缀合，衔接处原本分属二号的“十二官街烟烘烔”句的“烔”字、“阴云晕气若重围”句的“晕气若”三字、“紫气潜随帝座移”句的“气”字皆得复合为一，而成完璧。二号缀合后，全诗首尾题全具，成为该诗继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P.3381号后又一个完整的卷子，具有很高的文字校勘价值。如诗中“有时马上见良人”句“见”字P.3381号脱，而该卷有；又“问翁本是何乡曲”句的“曲”字P.3381号误作“典”，而该卷不误，等等，佳胜之处，往往而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