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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关于“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的论述，关于“取异民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的方法，是其“二重证据法”的基本观点。拙文《王国维实证考据学风形成源流新解》认为，“二重证据法”思想的形成得益于王国维与日本学者密切的学术交往互动。王东峰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辨析》一文（《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4月19日，以下简称“王文”）中对笔者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二重证据法”的源流来自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以及罗振玉对王国维学术研究方向的指引。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在此做几点回应。 王国维科学实证思想受到日本学者影响 王文认为，日本学者对王国维的影响仅限于其学术生涯初期，他通过日本学者的中介和影响而接触了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这些学科对王国维的学术影响主要是在文学艺术领域，而非史学领域。 笔者看来，1898年5月，罗振玉与友人斥资在上海开办东文学社，该校不仅教授日语，还用日语讲授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关于东文学社的成立，罗振玉晚年曾回忆说：“（藤田）学士性伉直诚挚，久处交谊日深。一日，予与言中日本唇齿之邦，宜相亲善，以御西力之东渐。甲午之战，同室操戈，日本虽战胜，然实非幸事也。学士极契予言，谓谋两国之亲善，当自士大夫始。于是日本学者之游中土者，必为介绍。然苦于语言不通，乃谋创立东文学社，以东文授诸科学……乃赁楼数楹，招生入学，藤田君任教务……时中国学校无授东文者，入学者众，乃添聘田冈（田冈佐代治，号岭云）君为助教，上海日本副领事诸井（六郎）学士及书记船津（辰一郎）君任义务教员，授东语，学社乃立。” 东文学社开学时，王国维刚从海宁到上海，在《时务报》任书记员。他报名入学社，由此结识罗振玉、田冈佐代治、藤田丰八等人。在其后两年半中，王国维向田冈佐代治和藤田丰八学习日语。田冈佐代治喜好哲学，引领王国维开始接触康德、叔本华、尼采的著作，继而使他进入这些哲学巨擘们的思想世界，开始运用西方哲学及美学观念与中国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写出《红楼梦评论》。在与藤田丰八的师生交谊中，王国维更是受益匪浅。藤田丰八推崇兰克学派不偏不倚“客观主义”的科学研究态度，他将科学的方法、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到之后的中国史研究中，《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东西交涉史之研究》等代表论著就是其求真、求实精神的集中体现。通过藤田丰八的指导和启发，王国维比较深入地了解到了欧美等国的历史文化以及西方的科学实证思想。 1899—1900年，在藤田丰八的介绍下，王国维阅读了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箕作元八与峰山米造合撰的《西洋史纲》，并亲自为两书的中文译本作序，在序言中最早向国人介绍了兰克，并初步探讨了历史与科学的关系。王国维通过教科书了解兰克及其史学思想，认为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要有系统的观点。他后来奉行“事物必尽其真，道理必求其是”的理念，强调对史料进行审视的批判，力求找出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真实，写出“信史”，成为“客观的”或“批判的”史学。从这一治史取向来看，王国维间接受到兰克学派的影响，而藤田丰八无疑在其中充当了沟通的桥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