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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互动的表现是研究方法的提高。王国维《三代地理小记》的撰写，体现出古史研究的一种新思维，即摆脱经书和传说的框架，把地下文物和古代文献互相释证，这就是所谓“二重证据法”。应指出的是，“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和确立，也有日本学者的作用。1919年，林泰辅发表的《龟甲兽骨中所见地名》，也是依据上述思维而写成。不仅如此，1921年，他发表的《关于支那上代的研究资料》也明确提出，研究中国古代史所用的资料，除传统的经、史、子部书籍之外，还须重视龟甲兽骨文、铜器文、铜器、货币、古玺、兵器、石器、玉器、陶器、石刻文等类的古物。狩野直喜从西方引进实证主义观念，使之与清代的考据学结合。他和内藤湖南等人重视“确实的事实”，注重实物和文献的收集与考订，并从中发现古代的生活习俗、思想和价值观念。 交流会通乃能昌大 学术不能孤立，交流会通，乃能昌大。不同源流的学术纷然并存，当其各自发展时，不过自成经纬，各有特色。当它们不期而遇，则“互相激荡，互相发明，由互异而至于互通，由相隔而至于默契”，于是较富创造性的新学术得以生成与发展。史学作为“居于世界学术枢纽”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会而合之更是学术上的盛世。 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和各种显而易见的灾难，引起国人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担忧。中国的思想界因此受到极大刺激，许多原来麻木不仁以至盲目自大的中国朝野人士产生一种新觉悟，认识到再也不能死抱着祖宗留下的旧一套继续生活下去，必须有一个大的改变。他们如饥似渴地尽力从国外汲取新的知识，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一时间，“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而作为战胜国又与中国“同文同种”的强邻日本，自然成了“师法西方”的中介，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在当时被认为是事半功倍的选择。因此，这一时期的中西学术交流呈现出第三国参与的独特景象。同样，经由日本改造过的欧美的科学化知识和概念，以及日本研究中国史的相关著作和成果，也在此刻输入中国，推动了中国新史学的发轫和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也在此因素的推动下形成。在与藤田丰八、内藤湖南、林泰辅、狩野直喜等人的交往互动中，王国维借助从日本学者那里继承下来的“兰克学派”所讲求的实证主义原则，强调经验事实和科学方法的价值，并与清代考据学遵循的“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治史精神相沟通。他将目验以考释名物的传统史学方法，发展成为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物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将名物考释拓展为宽广的文史乃至文化制度之研究，从而建立起“实证史学”的研究典范。 王东峰认为，“王国维在继承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在罗振玉的大力帮助和引导下，对研究方法进行弘扬和升华，把金石文献的范围扩大到甲骨文、简牍、封泥、货币、玺印、文物、古籍等地下出土材料，并将其与历史文献互证，创立了‘二重证据法’的古史研究方法”。这一看法忽视了“二重证据法”形成的日本影响因素，失于偏颇。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史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研究”（12YJC77006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