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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学者交游促成“二重证据法”提出 王文认为，王国维寓居日本期间，日本学者受其影响更为深远；西学对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及“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影响甚微；王国维是在继承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基础上，在罗振玉帮助和引导下，对历史研究方法进行弘扬和升华，从而创立了“二重证据法”。 事实上，在中国学术已广泛融入世界的20世纪，创新性学术方法的产生，离不开域外学术的积极影响，“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也是如此。 王国维与日本学者学术互动的内容，首先体现在其对甲骨文及其延伸的相关研究。1899年，罗振玉的儿女亲家刘鹗和王懿荣开始收集、辨识甲骨文。1900年10月，由罗振玉介绍，内藤湖南到北京造访刘鹗，目睹了甲骨文字片，并听取了刘鹗的初步研究见解，成为最早接触甲骨文的日本学者。刘鹗选取甲骨1058枚拓片，于1903年出版《铁云藏龟》六册，罗振玉是该书序文作者之一。 但是，除内藤湖南、林泰辅等少数人之外，日本学界普遍对甲骨的真伪表示怀疑。1909年，林泰辅的《论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之龟甲牛骨》一文，肯定了甲骨文的真实性，还率先明确提出此甲骨“属于殷代王室卜人所掌之遗物”，并运用社会学、民俗学等方法，对中国古文献中的卜法、甲骨的卜法和日本古时流行的龟甲兽骨卜法作了比较。林泰辅将此篇论文送给罗振玉。罗振玉读到论文后，复信表示“深佩赡核”，王国维也深受此文启发。 1911年王国维、罗振玉寓居京都之后，与日本学者切磋商讨，使得甲骨文的整理、研究加快。1915年，王国维撰成《三代地理小记》，以新出地下文物和既有古代文献相互参证，研究商人从契到成汤8次迁移的地址，并确认从盘庚到纣王的商都在殷。在王国维研究的基础上，内藤湖南开始利用甲骨文字中关于商人祖先的记载，结合既有文献，写成《王亥》一文，提出商人之祖为王亥。不久，王国维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对卜辞及商代王系加以考证。以甲骨卜辞为据，证明《史记》中所载商代王系确有根据。此文也对《王亥》一文中的不确之处作了订正。内藤湖南摘译其大概，以《续王亥》为题，向日本学术界作了介绍。他结合自己和王国维的研究心得，明确提出殷商与周不仅种族不同，文化和制度也不同，大体上周比殷商进步，因此，周取代殷商是中国上古史中一次意义重大的革命。 学术互动还体现在敦煌学研究中。1911年秋至1912年冬，狩野直喜赴欧洲，考察由英、法、俄探险家从中国新疆、甘肃所获古代文物，加以研究后大有收获。一是从斯坦因、伯希和收集到的“敦煌故事”（即中国所说的“变文”）中，推断“中国俗文学（即‘俗讲话本’的文学样式）已显现于唐末五代”；二是从“杂剧零本”即世界仅有的《刘知远诸宫调》残本，推断出“其为元曲之源流”。1916年，狩野直喜发表《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资料》长文。而王国维在1915年出版的《宋元戏曲史》中，同样讨论到《刘知远诸宫调》。两人的交流不难想见。1920年，王国维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不仅大部分材料由狩野直喜提供，而且有关中国“俗讲话本”的源流问题，也汲取了狩野的见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