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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能补缺、纠错丰富历史记录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称《上海年鉴（1854）》是“复原上海史实的重要资料”。 6月16日，熊月之就这份年鉴的价值与意义接受早报记者采访。首先，他认为年鉴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主要作用有三：补史之缺，纠史之偏，详史之略。 “年鉴是西方人的资料记录传统。这种记录非常详细，能补上我们自己历史记录中没有的东西，更正我们原本记错的东西。” 他列举“威妥玛路”的译名讹误。“威妥玛路” 即Wetmore Road（今怀德路）。这路名源于1895年9月10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董提出要给从杨树浦到黄浦江江边的第19号和22号马路命名。由于该路位于虹口，便计划以某些杰出的美国人命名。于是，其中一条马路便以曾任工部局总董的美国人Wetmore命名。 但由于人们把Wetmore译为“威妥玛”，很多后人以为这条路纪念的是在晚清更有名气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威妥玛的中文名字一直有固定译法（即‘威妥玛’）。按照译名避先的原则，将Wetmore Road译为‘威妥玛路’是很不妥当的，原本纪念美国人的路也被理解成纪念英国人。”熊月之说。 但在《上海年鉴（1854）》中，Wetmore W.S. 的译名是“哗地玛”。“这本年鉴出版时，Wetmore W.S.本人就在上海，且是上海外侨中相当活跃的人物。‘哗地玛’这个译名很可能是他自己确立或是经他首肯的。本着译名从己、从初的原则，Wetmore W.S.理应译为‘哗地玛’。” “除了补缺、纠错，年鉴也能丰富我们简单的记录。比如什么菜卖多少钱，一月到十二月气候怎么样，年鉴上都有。我们的史书记载也有一些，但是非常少。”熊月之告诉早报记者，“年鉴不光记载了上海的‘一年’，它还包括上海的气候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还包括西方人在上海生活的情况，比如国籍、人数、性别等。这些材料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上海社会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更关键的是，把几份年鉴连起来看，就如同在看一部上海编年史。“年鉴的出版陆陆续续，有时一年一出，有时隔个一两年。但是年鉴栏目大体上是一样的，自成一个系列。”熊月之说，“这就有一个好处，不同年鉴的对比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其他材料不可替代的。” 比如，一个外国人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在什么公司工作？过了若干年，再查这个人，还能不能查到？他住的地方有没有变化？他所在的公司有没有和别的公司合并？这些都能在不同年鉴的对比中寻得答案。 “其次，1854这个年代对上海历史非常重要。上海开埠是1843年，设租界是1845年，但是租界性质变化于1854年——这之后租界从只有外国人居住变成华洋混居。因为1853年上海发生了小刀会起义。《上海年鉴（1854）》里也有很多和小刀会有关的记载。” “所以说1854年《上海年鉴》本身也具有非常独特的价值。”熊月之说，“当然，可能在1854年之前内地还有更早的年鉴，但我们目前还没有看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