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利用新近出版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辅以相关档案、报刊资料，尝试跳脱已有研究循单一线索演进的模式，通过还原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前后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呈现西南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揭示胡汉民等人在尴尬境遇下的矛盾心情。1934年年中，为应对西南的被动局面，胡汉民欲于“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既欲从军事上攻蒋，同时又注重与蒋交涉；既欲倒蒋以抗日，又思假日以倒蒋。“内忧”（对实力派而言）相煎益急，“外患”（对蒋介石而言）又侵逼不已。胡汉民于重重矛盾环绕纠缠中，身不由己。无奈之中，胡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从党找办法”，“以党取攻势”。未料，“自行开会”之举，锋芒所向，未曾伤及中央，却几令西南“散伙”。这一情形应是西南反蒋“表象”背后的真实底蕴。
    关 键 词：胡汉民/蒋介石/陈济棠/国民党五全大会/中央地方关系
    作者简介：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近年来随着海外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发现与利用，胡汉民晚年的相关史事渐为人所知。① 已有研究循单一线索演进的模式，分别揭示了胡汉民与蒋介石、张学良、冯玉祥等人的关系，及胡之创建“新国民党”、“联日制蒋”等若干活动。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下，各条线索虽条分缕析，但将每条线索相加重叠，所呈现的似尚非胡汉民晚年活动的“全景图”。新近出版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使“重回”胡汉民晚年的历史现场成为可能，同时也向学人提出挑战。这批以信札、函电为主的新资料不仅夹杂大量代码隐语，内容庞杂无序，解读起来有一定困难；最大的挑战是，若干史料价值极高的胡与其密友之间的信函，落款只有日，缺失的年与月，须根据函中所提及的人物行踪、史事内容，排比各种已刊、未刊资料，逐一核实判定。② 正因前期“技术”工作相当繁琐、费时，数年来潜心于此的陈红民教授将之誉为“有待继续开发的史料宝藏”，慨叹很多重要问题仅“露出冰山一角”。
    本文试图将散落各处的历史“碎片”，以时间的原始逻辑连缀拼合，通过细察隐秘于史料“丛林”间时隐时现的人与事的内在联系，勾勒出四届五中全会前后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呈现西南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力争展示胡汉民等人在矛盾处境下的尴尬心境。
    对蒋无门
    1931年2月胡汉民因“约法之争”遭蒋囚禁，同年10月获释后，即由沪赴粤，定居香港，成为西南政治领袖。福建事变后，受西南内部因素的影响和南京内部迎胡倒汪活动的推动，西南与中央从对立走向交涉。经过一番折冲后，西南虽保有半独立现状，但从大势看，已处于消极、被动的守势。③ 面对西南困局，胡汉民虽一面感慨“支撑若干时，终于不救，至于术数上之命运如何，盖非所知也”；同时亦坦承“不能不作死马当活马（医）之想”。④ 为应对西南不生不死的局面，胡一面力主采取攻势，欲以攻为守；一面顺势抬孙（科）倒汪（精卫），以求分蒋（介石），同时亦可藉此与中央保持联系，为自己寻找出路。
    福建事变后，中央方面欲借“地利”、“人和”之机，积极推进统一进程。一时鄂、湘告急，纷纷遣使南来。胡见事有可为，1934年4、5月间，主张由两广提召西南国防会议，“为对内对外预占地步”。胡汉民认为：蒋介石之为人“究竟不出欺善怕恶”，“我人既知一味敷衍示弱不能了事，即不能不于政治、外交等事，以攻为守”，而“提出国防，可以作士气而得人心，且即因此而启衅，亦非无价值之牺牲，胜于一味退膺者实多也”。⑤ 胡此时可能受湘、鄂代表“组府”“出兵”等请求的影响⑥，一时心血来潮，重又提及开府问题。胡虽认为局势刚有起色，便谈及开府，“言之似过早”，然“凡事豫则立”，“开府之着，恐终不可少”。⑦
    胡汉民虽从战略大势着眼，为打开西南局面积极筹划伐交伐谋之策，然落到实处，则因陈济棠“不敢为天下先，遂至着着失先”⑧。面对湘、鄂危情，陈不为所动，欲以不变应万变。李宗仁尽管力主出兵援湘，期待时任湖南省主席的何键能够成为当年响应北伐的第二个唐生智，但因经济上受制于粤，不得不惟陈是瞻，并退而求其次表示“但得有期，稍迟无碍”。
    鉴于粤陈、桂李态度缓急不同，胡汉民、萧佛成转向后者，欲桂先当其冲。萧甚至突发奇想，认为“军事则最宜由桂先发，粤暗助以饷，而为武装调停之形势，不可能时，则合力以向门神（蒋介石，作者注）”⑨。在李不得不以兵寡饷乏的实情相告后⑩，萧只得面对现实，承认“真无办法”，“桂诚力薄，不足以有为，只可设法再咻某兄（陈济棠，作者注），使之助饷，而桂得增兵，或尚有希望”。（11） 看到陈济棠既无决心又舍不得钱的“老毛病”再犯，胡亦只得慨叹道：“今但冀其在程度上稍过得去耳”，“鸣翁（萧佛成，作者注）所主张真是要着，若连此无之，他人只有望之而去。唇齿相依者尚如是，其他更谈不到矣。”（12）
    胡汉民筹谋军事倒蒋的同时，却通过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与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孙科是南京政府内部迎胡排汪的主要力量之一。据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观察：“孙（科）与汪同来京合作，行政院长既不得不去，于是迟疑甚久，始就立法院，其目的盖欲为梁寒操、马超俊等谋一二阔部，如铁道、交通是也。在汪方始仅得一实业部，后则铁道、外交及教育相继攫得，而孙无所获，于是衔汪甚。”（13） 胡之所以借重孙科，是欲抬孙来倒汪，以达分蒋的目的。关于这一层意思，陈济棠和邹鲁有过精当的表述。陈云“对宁必须设法捣乱，一法不成，再设一法”。邹谓“攻汪之意，实在对○（蒋介石，作者注）”。胡认为这两种意见皆“极中肯綮”，“我人宜本此宗旨做去”。（14）
    除抬孙倒汪这出公开上演的旧戏外，此时胡又欲通过孙秘密串演“出洋”的“新剧”。“出洋”是当时政治人物以退为进的惯用手法之一，官场上失意的时候低调出洋，休养生息，一旦时机成熟，便在国内政坛的“千呼万唤”声中高调回国，东山再起。关于胡汉民的出洋，当时政坛屡有传闻。此类传闻有时是胡汉民方面为了试探南京政府对自己的态度，有意传播，但多是南京政府内部排汪势力故意制造的政治宣传，借以迎胡排汪。成就“出洋”的关键要素，一为名分，二为经费。经费尚可自行勉筹，而名分则万万不可“自封”，还须“名正”方能“言顺”。为此，胡指示亲信李晓生向孙科转达“条件”：“须有常委授权，须汪、蒋亲笔书来，有所表示，须秘密进行，须多筹费用等等。”（15）
    胡筹划出洋一事，进行得极为机密。从胡与各方往来函电看，知晓此事的只有陈融、萧佛成和李晓生。胡在将相关进展情况通报陈、萧后，必在函中叮嘱“阅后付丙”。胡对“多疑多赖”、“我人之受教训已多”的陈济棠自然秘而不宣，因其有意“出洋”，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因对陈极度失望，转而他图，为自己找出路。胡在致陈融的私人信函中，坦率承认“此与某种事件实相矛盾”。从上下语境看，“此”应指通过孙科与蒋疏通，而“某种事件”则指运动西南倒蒋。在胡看来，通过孙科与蒋疏通一事，“不怕其假”。胡意拟候孙科等来，“有相当之程度，然后提出西南问题，看能负责否，看门等说什么话。如果仍说‘安内攘外’、‘要求统一’则可拒绝之。或装假话以愚我，则将来可并责其无信而讨之”，因此“都不与某件矛盾”。胡汉民真正担忧的是，蒋介石暂不用武，忍至年底，用代表大会轻轻解决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两机关，使西南失其政治立场。若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陈济棠“只求自保”，李宗仁则因“势孤”，亦无能为力，于是“某件遂无由成立”。鉴于此，胡认为“吾人须于两个矛盾政策中”，“找出办法”。（16）
    “新剧”尚在串演中，作为“主演”的孙科忽遭家事、国事双重“失意”，欲出国远行。家事的麻烦是其借口，真正原因是遭蒋冷落。原来蒋每次返京，必寻孙密谈，这次则一反常态，蒋于6月15日返抵南京后，孙曾三次谒蒋，而蒋却“未尝来访”（17）。政治高层人物间的一“谒”一“访”，决非日常的礼尚往来可比，而是寓意着彼此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孙科失意之余，只得借口家事，远赴檀香山。（18）
    孙科失意后，“出洋”一事落入汪精卫的掌控中。27日，汪向蒋通报称：“顷哲生兄偕马超俊、李晓生来谈展堂赴欧美、日本事，一、希望中政常会给予一函，授以全权往欧美、日本，其任务于函中列明。二、此行带秘密性质，表面只称养病，不受政府任何名义，对外纯用个人资格说话。三、经费15万至20万元等语。”汪因不知蒋对此事态度的深浅，以“此事似属利多弊少，尊见如何”相询。蒋回复称：“未知其所称任务如何？性质如为联络各国则较相宜，经费可由中央拨给也。”同时为表示对汪的推重，蒋以“未知尊意如何”相复。（19）
    一经汪精卫插手，麻烦便接踵而至。首先胡汉民出洋的消息开始见诸报端。胡对此似并不在意，认为“上述空气制造与尧翁（李晓生，作者注）等之往来未必无关，虚虚实实，亦无大妨碍”。其次，胡汉民与上海方面的联络出现“迟延”。6月28日，李晓生电胡称：“容甫（汪精卫，作者注）接洽甚妥”，至7月3日，则电胡谓“门无复电”。这两则电报皆近一周才到达。孙科手下马超俊怀疑汪精卫从中“作梗”。有鉴于此，胡汉民电告李晓生：“料彼等终无诚意，可不再谈。”（20）
    交涉虽停止，风波却乍起。7月14日，南京方面的中央通讯社，突然发表消息称：“胡展堂先生即将出洋视察党务。”汪精卫亦发表书面谈话，证实其事。（21） 空口无凭，查无实证，何所畏惧！胡应对起来镇定、从容，措词“正大而容易”。他致函陈济棠、李宗仁解释称：宁方造谣“谓弟出洋一节”，“料其与宣传西南统一同一作用，意欲内外人受其欺，为筹款借债计也”。（22） 回复黔方的问询则谓“谣言不足信，其作用却甚显明：一粉饰欺人，为筹款借债地步；二分化西南，冀摇动革命之战线也。”（23） 胡之出洋的“新剧”因汪的横生枝节而草草收场。（24）
    转向借日（25）
    在对蒋无门的情形下，胡汉民转向借助日援，欲通过解决金融问题，一举解除力扼西南发展的“瓶颈”。福建事变后，日本的华南政策发生变化，转向通过经济援助，扶植中方亲日势力，扩张日本在华商权。日方的经援工作由“台湾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的陆军武官和知鹰二等具体负责策动。（26） 来自日方的经援，对处于“财政与金融之艰涩”中的西南，极具诱惑。（27） 随着五全大会的日渐临近，无论届时助桂出兵还是自行开会，“所感最困难者，厥为财政问题耳”（28）。为济眼前一时之急需，西南方面开始与日方交涉筹组“华侨银行”。“银行政策”的提议者为胡汉民本人。1934年6、7月间，胡先后两次向日方相关人士提出由日本帮助设立西南贸易银行的要求。日方对此反应积极，专门拟定了《对于中国西南经济援助的文件》，称日本对胡汉民的要求将“以好意对待之，并为其实现而提供必要的帮助”（29）。
    胡汉民的“银行政策”是一着险棋。胡本人为不落痕迹，即使私人信函中，对此事也讳莫如深。但从具体负责落实此事的萧佛成的疑虑中，可感知胡当时的两难处境。1934年8月3日与7日，萧佛成两次致函胡汉民，坦陈自己的担忧与不解。一则称：
    至于弟个人愚见，则怀疑虑，诚以矮子久蓄志侵吞整个中国，何独爱于西南？纵谓吾人在此环境之无从发展，不妨暂假其力量以倒门。但倒门之后又将如何？吾人将与矮亲善而放弃华北主权、东北失地及承认伪国乎？如其不然，则孟赵所贵，赵孟能贱。矮子又何难勾结其他方面而与吾人为难，使我国永无宁日？不宁唯是，在此不久之将来，太平洋之大战决不能免。战事发生，中国决无中立之可能。但如我与世仇之矮子合作，与欧美为敌，不但为义所不许，亦且必归于失败。此就其大者言之。至其小者，如对彼借款以组银行，彼必设一监视用途之机关，及推扩其在华南之商务，皆为其题中必有之文章。苟若是，则门未倒，而吾人已为天下集矢矣。总之，此事关系极巨，想先生必已筹之熟矣。（30）
    再则曰：
    弟对于先生之银行政策，自当绝对服〔从〕，惟对于日○方面则仍怀疑未已。因彼已深恨门之反复，且失民心，亦何所惮而不敢以重力加压，而必需于我之倒门，且彼方某派已利用东亚有事，造成非常时期，得以操纵其朝野，则何以肯助我之得人心者以握中央政权，使东亚得无事？故弟疑其欲分我国之南、北、中为三，而彼居高在上，操纵其间。然果如此，于我不生不死之西南局面，计亦良得，但视吾人能否善为应付耳。尤望先生深加以注意也。（31）
    以胡之政治历练，对萧的上述疑虑不可能未尝虑及，肯定是早已深思熟虑过。之所以决定铤而走险，一方面实出于迫不得已，若任西南不生不死的局面继续发展，终将是一盘死棋；同时也是出于“知彼”，方有胆量出此奇招。在胡看来，日本国内对华政策堪称“多门”、“多方”。少壮派志在“锄”蒋，外交派则意在“保”汪，“少壮连惟在攻门不择手段，独和记（和知鹰二，作者注）似知过度之行为，愈生中邦人之恶感，而为合作之梗”。（32） 胡还通过专责对日事务的陈中孚和王季文了解到，此时日方之事“俱受和记等穿插把持”，外交派“将就和记等甚，凡三易粤领，今新来者乃和之同乡、同学，又屡与有吉（有吉明，时任日本驻华大使，作者注）冲突者”。（33）“和记路线”既然在日本颇受重视，而“和记”本人又志在倒蒋，且行为有度，何不暂时引为奥援，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呢？
    实力派对借助日援态度不一。李宗仁自始至终非常主动，积极促成此事，希望借机以解燃眉之急。陈济棠初则先冷后热，后又忽冷忽热，令人无从捉摸。这其中最感为难的，应是夹在中间、进退维谷的萧佛成。尽管自己对日疑虑重重，但因见陈济棠“恐矮言不可靠”，遂不得不根据胡所示“六要点”，违心为之解释：“在此情势之下，欧美已不足靠，而门又决计以华北媚日，得专力以图西南。吾人自救、救国之道，只有此一着。”“彼方倒门派望我甚殷，我若迟疑，使彼失望，彼必走扶门派一路，且将转而图我矣，请以速为妙。”萧欲速决，陈主缓定，认为“此事当漫漫斟酌之”。在萧看来，其实陈“意似已动，不过欲谋由己出，故貌为持重而已”。揣摸过陈的用意后，萧的担忧由对日，转向对内。为防范内部的“掣肘”于未然，萧不顾先前对日的疑虑，不禁大胆“妄拟”：若陈济棠“迟疑不决，则莫如由先生负责与和○（和知鹰二，作者注）等密商，先交三四百万树立银行基础，使绅（陈济棠，作者注）深信吾人确有办法，则彼自当孰〔就〕范。”（34）
    8月7日晚，陈济棠与和知面谈后，态度转趋积极。李宗仁于是催促萧佛成起草银行组织法，以便呈胡核定。陈愈积极，萧对之愈加防备。（35） 为防范内、外两方，萧函告胡，称想出了“两点最要办法”：“一、借款还借款，银行还银行，否则倒门不知何时。而我设立银行，势必有日○人参加，面上不好看，事亦不好办，故银行宜在借款外另为一事，我人自办之，不必牵涉对方。二、借款事，兄宜独作，对方现时最要是日人之信任问题，既认定兄之下有两粤，则此问题当然解决，故如借款、签约等事，正不必有不（李宗仁，作者注）、绅等参加。”（36）
    8月12日，和知拟好的相关文件，由胡汉民通过萧佛成转送陈济棠与李宗仁。萧看后，认为“某件所定各条，于我方实占便宜，似无修改之必要”（37）。但粤陈之态度，有如“广东气候，倏寒倏燠”，云“其中尚有疑虑数点，兹事体大，必须大用脑力，非得数天静思不可”。（38） 萧见粤陈反复如此，只得勉为其难，长函致书，力为解释。（39） 截至8月20日晨，“和事”依然前途未卜，萧佛成还因陈济棠态度冷热不定，懊恼地向胡汉民抱怨称：“截至今晨，仍未见复，想系脑力未复之故”，“若循自然而为寒燠，则吾人尚有克服自然之希望，倘因有所为而故为寒燠则真倒霉矣”。（40） 但至当日西南执行部例会后，陈济棠突然召集李宗仁、萧佛成，“表示赞成”；并将和知起草的草稿“略加修改”（41），自行拟定原则（42）。对于陈济棠态度的一日三变，萧佛成深感茫然，只得致函胡表示“今日突然有此现象，或者绅士之脑力已复，抑吾人能克服自然，均未可知，后事如何，且看后回分解耳”（43）。
    陈济棠态度明确后，“和记事项”，“大体已定直捷进行”。只是因西南方面须视其与中央关系发展的具体情形而定，而和知方面也须待本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最终决定，故关于“时期问题”，“任何方亦不能确定”。（44）
    身不由己
    既欲从军事上攻蒋，又想向蒋找出路；既思倒蒋以抗日，又欲假日以倒蒋。胡身处矛盾之中，一筹莫展。从谋略的角度，胡亦知欲“便宜”成事，“并非两个极端，拉其一即须打其他”，相反，可施合纵连横之手段，“使两方俱有所顾忌也”。（45） 然而欲如此，首先须有说一不二的实力，否则只能受制于人，处处被动。随着五全大会的临近，胡不甘心西南局面于被动中束手就擒，决定转移其方向于“党”，从“党”找办法。
    8月3日，胡汉民对北平《法闻报》记者发表对国内外政治之谈话时，公开表明自己对五全大会的态度：“在南京军权统治下所召集之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人将坚决反对之。因南京现时之一切措施，皆违反孙逸仙博士之遗教。我人要于该时期中，作极剧烈之反对运动，以维护党之真精神，使不为军阀所假借利用。”（46） 但空言反对容易，落实起来希望渺茫。
    在胡公开高谈要“作剧烈之反对运动”时，其所倚重的文臣武将却都对前景深表担忧，甚至悲观。（47） 从当时西南所处的内、外环境看，胡的谈话有放言高论之嫌，倒是萧佛成、李宗仁等人的忧虑更为切近实际。西南局面开展之初，陈济棠对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一直是“尊而不亲”。陈对胡等人的主张虽暗中掣肘，但面子上还算过得去，用陈自己的话说：“以彼等年逾六七十岁，行将去世，如与难堪，反与大局不利。”（48） 但自1934年7月，驱逐中山县县长唐绍仪事件发生后，双方矛盾公开化、表面化。
    7月3日，中山县民请愿团数百人前往西南政委会集会，控诉了唐祸邑殃民的“十二大罪”，要求撤换县长唐绍仪。（49） 萧佛成认为“此事甚为棘手”，“人民之意似非去唐不可，一由唐治理不善，一由有力者嗾使，未知将闹至何种程度”。（50） 正当萧筹谋应对之际，4日，作为党报的《广州民国日报》突然发表社论，该社论在赞同驱唐的同时，将矛头直指“元老”，谓：“吾人诚尊重元老，惟吾人更知尊重党纪与法律。在党纪法律之下，无所谓元老，斯无所谓情面。”（51）
    看过忽从天降的社论后，萧知此事“于西南大局极有关系”，不禁致函胡汉民感慨称：“长此不变，花样无穷，吾人真难与共事矣。”（52） 即晚，萧于灯下致函陈济棠，首述“控唐”一事对西南时局的影响及自己的考虑，继则借批驳党报社论之机，痛快淋漓地发泄了一番心中久积的愤懑：
    今日社论有所谓元老派及实力派如何如何者，乃反动派之反宣传，欲以离间我忠实同志之团结耳。广州民国日报为西南党务最高之机关，乃其言一则曰“吾人诚知尊重元老”，再则曰“无所谓元老”，果胡为者！使唐氏在党有深长之历史，在国有伟大勋劳，足膺“元老”之徽号，则今因一县政而得罪，应按春秋议功议亲之条，何至不稍存其面目？如其非也，何必故作此说，予反动者以话柄？且党报不勉当局效法总理之伟大，而冀其步武专制魔王之希德拉，抑希德拉以酷辣手段对付政敌之国社党耳，非对其本党也。高级党报而为此，实令人不寒而栗。（53）
    见萧怨气冲天，陈当面示软，向萧表示：对于报纸之社论极度不安，欲亲诣唐寓道歉。萧谓：“唐已离省且无日复返矣，吾人仅对事而言，并非对个人，故道歉与否绝无问题。若要补救党报之错谬，唯有使该报社长负责登报声明取消前日之社论，或可稍宽其咎耳。”（54） 陈当即答称：“此文发表后销纸多逾二千，此告白万不能发，只可另作一文以为转圜。”可谁知陈出尔反尔，“第二篇发出，竟是多打一拳，并未见有甚转圜之处”，却振振有词称“此文即是认罪”。萧见状，“懊恼殊甚”，当即诘问陈关于驱唐一事的“种种困难问题”。陈“无以答”，只得搬出胡汉民作挡箭牌，称可请胡对唐解释。目睹萧、陈之争的一幕后，陈融向胡汉民称：“（陈济棠）无赖至此，真令人作呕。”（55）
    驱唐一事发生的背后深层原因，是西南内部对广东当地政治资源的争夺。萧佛成致函胡汉民称：“此次三藏（唐绍仪，作者注）事件之发，虽由一群小妖作怪，然主其事者，乃爵绅（陈济棠，作者注）之介兄也。彼等怀恨三藏久矣，且涎其寺产之丰富，故必去之而后快。”但经“此回之兴妖作怪，不直于社会，故暂取镇静态度”。（56）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粤垣政海，波澜迭兴。15日，粤省参议会正式成立。18日晨，陈忽然召集常务会议，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提出改组省政府案，将省府高级长官大事调迁。（57） 对陈之所以急急成立省、县参议会，萧早已洞悉其用意，“自谓为对门之好武器，即以为将来两机关虽废，而执此参议会尚可操纵一省政权，亦即欲以此会而代两机关者也”（58）。当时媒体更“预为臆断”：“最近省参议会选举结果，议长一席，复为林翼中氏叔父所占有，异日省长选出之时，即为元老派之林云陔下台之日。”（59） 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兼最高法院西南分院行政事务陆嗣曾的辞职，打破了陈融主持20余年的广东司法系统。“好好先生”广东省政府委员许崇智被免职，有些出人意料。当时媒体探访所得，是因为许氏“反对学校读孝经所致”，“尤以许氏反对读孝经之文章，不在别项刊物发表，而在某元老主编之三民主义月刊发表，致有此累云”。（60）
    宦海人情，至无定向。看过陈济棠突然“内定”改组省府的一幕后，身为省主席的林云陔已感岌岌可危，私下向元老同仁表示“不愿多作傀儡”（61），并怀疑陈此举背后“另有作用”，“引以为隐忧”。萧只得无奈地劝解，“此无他，不过为欲清一色之作用耳”，同时不无自我安慰意味地表示：“吾人不妨多耐数个月之时期，看其如何动作耳，再定行止。苟有利于党国，固不妨枉身为道；苟不然者，洁身而去未晚也。”（62） 经历此番刺激后，林日渐消沉，累对萧嗟叹谓“看透为军佬者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现在即非门，其实亦与门无异，将来得意，亦是门耳。究无甚意味，虽有新闻，我亦不甚愿听也。”（63）
    为争夺省内政治资源，元老派与实力派的矛盾日趋激化，由原先向中央暗争，转为对内明夺。西南内部“相煎”正急，外部环境更是险象环生。继滇、黔告急后，蒋有事于川的消息日渐证实。（64） 对蒋之“谋川”、“谋黔”，西南方面喜忧参半。所喜的是，蒋若攻川，则川、滇、黔西南诸省共同抗蒋局面，成功有望。（65） 所忧的是，在具体应对上，元老派与实力派又出现分歧。萧佛成、邹鲁等欲借援川，向外拓展。（66） 陈济棠对元老们的“宏图伟业”不屑一顾，称：“我意欲不求甚远，只要巩固我西南基础。现时，我认为跟我走者惟一湖南，此是可决的，惟万不可枝枝节节，至到搅坏浑水。”（67）
    对蒋无门，日援可望不可及，“内忧”（对实力派而言）相煎益急，“外患”（对蒋介石而言）又侵逼不已，胡汉民于重重矛盾环绕纠缠中，身不由己。
    初伸“虎头”
    西南局面因系遵依粤四全大会决议所成立，因此，从法理上言，只有五全大会方有权决定其最终归宿。按照党章的规定，五全大会本应于1933年11月召开。但因西南方面的反对，已经展期一次，据惯例，再无延期之可能。西南诸元老，身处内外夹攻的逆境中，多视五全大会的召开为不祥之兆，已欲届时“洁身而去”。8月初，胡汉民振臂高呼要“作极剧烈之反对运动”，西南方面却沉寂无声，陈济棠的态度于此可见。直至宁方促粤选派代表出席五全会的“巧电”到粤后，8月20日，陈济棠才首次公开与元老面商五全大会事宜。元老方面显然有备而来，邹鲁先将胡之电文示人，但“各人均无附和者”。因陈不表态，云“仍须用脑”，会议了无结果。（68）
    28日，陈济棠就全会问题再次与元老进行磋商。陈开门见山说：“关于此事，对外仍不宜有所表示，盖不宜使对方知我人的意思也。”在陈济棠看来，在此情形之下，西南执行部和政务委员会两机关“当是安然无恙”；其所“最担心者”，是目前西南军队的编制“最难想得出必要存在之理由”，“盖在军制内讲话，不易善为说辞也”。为此，陈欲与李宗仁商一电稿，以“勿开此会”相要求，试探宁方的态度。而此时，元老方面不仅要暗防陈济棠以军难政易为辞，撇开元老派单独与宁方妥协（69）；更令他们担忧的是，素来“倒蒋之志极坚”的李宗仁，近来对粤陈也有所迁就，“不似向来之强毅”。（70） 对李宗仁近期的种种“软化”表现，胡汉民分析：“当由预备未完成，恐遂以此挑战，则乐得将顺绅意，免其藉口撒赖，徒失交情，而趁此分些实惠，谓之手腕亦无不可。”（71）
    陈济棠因与蒋“交换条件未议妥”，故“对于五全会应付办法，至今尚未决定”；李宗仁则因与日方接近，“沾其实惠，故对于外交多不欲涉及”。（72） 此时西南的政治气候，如8月间的岭南天气，闷热难耐。密云不雨之中，一方面，胡汉民感受实力派方面吹送的一丝“凉风”：粤陈“果能使门又来一个缓期亦好……在我方则亦算减些麻烦也”；但另一方面，胡又虑凉风过后，骤雨不至：“门于大会有大欲存焉……我人若毫无准备，临时益僵”，“专望某一着棋以求和局，而全不算及对方之攻势进行，若何招架？高棋者必不如是也”。（73）
    正当胡汉民犹豫难决之际，时局急转直下。9月3日，驻粤中委于中山大学石牌新校舍开会，商议如何应对五全大会。此时由于宁方在闽、湘方面增加重兵，陈济棠担心宁方意在威胁两广，于是对五全大会的态度转而积极，坚决表示：两广武装同志唯知正义之所在，决不为利诱威胁所动。惟对于党政之进行，则请诸中委发挥意见。黄季陆当即提议：在参加五全会之前，西南应将所主张者先行电宁及国内外各党部，如宁方拒绝西南主张，则西南可以不派代表出席。于是“众皆赞成”，特联署具函，推黄赴港向胡请示。看到陈济棠的态度忽然由阴转晴，一向消沉的萧佛成也禁不住兴奋起来，谓：“此举乃出讨价还价之外，乃进而为下战书之作用，无论对方如何应付，我方已先占大便宜矣。”（74） 对粤陈态度突变，胡却仍心存疑虑：“何以忽能一鼓作气，岂真见门最近诸多掣肘不甚足畏，而敢于为此耶？抑仍是讲价还价之说耶？”但不管原因为何，结果皆大欢喜，“吾人与其进也，不问其将来”，“就事论事，则惟有迅速执行，使不至夜长梦多”。（75）
    为防止粤陈态度生变，9月8日，西南方面提案一经签署，未及留沪中委列名，便急速发表。“齐电”发表后，陈融致函沪方解释道：“此间提案本应待沪委电来加入方发表，但粤中天气冷热不齐，寒暑表易升亦易降，一经某某签署，即不宜稍搁，以免有夜长梦多之患，故即日对海内外及宁方全数发表。”（76） 为事后弥补，陈融电请留沪中委联名通电加入。此时，西南驻沪代表刘芦隐、李晓生等，因未知粤中局势已变，受沪上空气的影响，正极力主张“联孙攻汪”（77）。西南局势好不容易才初伸“虎头”，怎可再任其成“蛇尾”呢？萧、邹二老严词反对：“此时正欲大刀阔斧，此问题似不合时宜。将来为蛇尾与否未可知，此时总宜为虎头也。”（78）
    “齐电”虽将矛头直指蒋、汪，要求“问责”、“清党”，观其言辞，声色俱厉，似有与中央决裂之口吻，实则不然。胡判断宁方断不会因此而与西南决裂，“果有此虞，绅士必不冒昧，不亦并不愿一触即发，当由绅讲价未妥，不可无小剧以示威，两方为难，渠又可从中说话。门辈当略洞其情，我方所持理由甚正，为门方计，只有避重就轻，答应增加议题而酌改用语（即议题字眼），再俟开会时施其手段耳。”（79） 由此可见，“齐电”之发，虽属投机成功，但并非孟浪行事，其用意还是欲以攻为守，借此造就一盘和棋。
    迫陈“上虎背”
    西南局势虽暂时转晴，但阴霾未散。齐电虽发，但陈济棠以下粤军四大将领——余汉谋、李汉魂、香翰屏、缪培南——“均未签”，李宗仁“对此件大为不怿”。（80） 9月17日，萧佛成致函胡汉民谓：“此间有大力者（指实力派，作者注），对于应付门神尚无若何决，虎头蛇尾之诮恐难免。但吾得齐电一伸〈伸〉虎头，使天下知有正义，亦沉闷中一快事。”（81）
    陈济棠借“齐电”之发，两方为难之际，果然开始讨价还价。对外积极主动，一方面向蒋解释称“齐电为逼于环境，求其谅解”（82）；同时，借口对中央有事，开始主动向日接洽军援（83）。对内则热过转冷，始以发电引起纸币跌落为辞，遣人埋怨元老（84）；继则干脆称病休假，避而远之（85）。
    鉴于中央方面未有回应，陈济棠又消极怠工，元老诸人遂备以软、硬两手：一方面向中央“争党籍”、“争代表”；同时，准备争之不得，自行开会，迫陈“上虎背”。（86）
    9月25日，西南以“自齐电发出后，中央竟置而不议，受而不答，其在各地，并严禁报纸登载”为由，再发“有电”。“有电”之发，因其重在宣传、挑战，言辞虽依然严峻，但具体要求，已较“齐电”不可同日而语，实为向中央“争党籍”、“争代表”。时论颇能洞穿此层：
    查有电之第二项厉行民主集权制度，有大会召集之前，应充分予党员以选举代表之完成〔全〕自由权，杜绝过去一切指派之卑劣举措，及过去效力革命致被中央一二人假借权利非法剥夺党权之党部党员，亦应准其一体选举代表出席大会。此外凡因抗日救国而受非法处分，致被开除党籍，及其被拘禁之本党党员，应一律恢复其党权与自由等郑重披露，足见西南主旨，期在五全代会中，力争维持西南局面之准备。盖西南各省及同情西南之各方同志，其系上开之党员不少，为增厚西南出席代表人数力量，自非出此办法不可，故再发有电以补齐电之不足……关于措辞方面，已不若齐电之严峻，不无商讨之余地。（87）
    “争党籍”、“争代表”，进退两宜。宁方若应之，可增大己方的活动力量与效能；不应，则堂而皇之，自行开会。诸元老意在后者。萧佛成称：“此争一为名义上法律上起见，二使各地振奋，断非希望其出席。”邹鲁因有自开西山会议的往例，态度更为坚定，谓“吾人争代表，非在出席，而在不出席。争之不应，吾人则宜有最后之应付。我之西山其例也，然非此则不能争得吾人之立场，即万一无地盘开会，亦要寻一处如碧云寺者为之。”（88） 胡汉民亦极为赞同，云：“争代表，争党籍，争之不得，则自行开会皆是也。”（89）
    自行开会，意味着突破体制内的争斗，自立门户，与中央分庭抗礼。胡汉民虽知“军事准备未周，挑起战争只是强人所难”，但仍不愿轻易放过重为“虎头”的机会，欲“为之取得政治立场，留作军事讨伐之张本”。（90） 但陈济棠以恐“国际上不同情”、“国民意思反对”、“财政问题”为由，坚持“军事上但主守而不主攻”。除了“老三样”借口外，陈更以桂方调返四团为托辞。（91） 从陈济棠“称疾而又有影响金融之说”等种种藉口中，胡已感知到“寒暑又有些不同矣”。（92）
    胡的打算是，既欲自行开会，占得“政治立场”；同时又“绝不可做出内部枝节”，使陈济棠过于为难，“若果使负完全责任，并无伸缩余地，人将更加退却不前”。（93） 胡之苦心，能细谅而曲达者，真不易得其人也！就连萧、邹这样的“志同道合”之辈，也对陈济棠的一再“延宕”，忍无可忍，不惜以“散伙”相争。萧称：“为吾人立场，不得不干，如绅意不合我人，自当走开，以免阻碍其进行。”邹表示：“此事可一言决之，会若不开，则吾人失却立场，开与不开，其断在我。总而言之，开则有办法，不开则无办法，绅犹同意则固佳，即不同意，甚至于无地点可容，则总理故乡亦要干去。”（94）
    胡得函后，“苦思良久，几于失眠”。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于5、6两日，接连三次致书陈融，以防事态激化，引发内部纷争。胡一方面表示要坚持开会，“我人常忧‘虎头蛇尾’四字，今只从党找办法已非上乘，若并此无之，则立场全失，敌方全胜，天下其谓之何？”同时，将萧、邹二人的意见，由对陈决裂，“折衷”为“抽象的征其意思，便已尽我人对同志之义务”。胡汉民判断，事到临头，陈“必无明确极端之表示，不过不敢负责耳”，“得其完全赞成固佳，得其含糊默认或含糊推宕都无问题”，只要“开得成会，则任渠与门之一方如何说法”。（95） 针对陈济棠“不忘情于对门讲话”，同时与自己“亦正有商量讲价的意思”，胡指示了处理对陈关系的“四项原则”：“1、不太外视之；2、不使负全责；3、不须费巨款；4、仍留讲话余地。”为化解萧、邹二人的焦虑，胡一再强调称：陈之性格素来是“小心太过，优柔寡断的毛病，必不至于极端拒绝。而临时以老辣简便之手续行之，且多归责于弟，事当可能，亦不至弄成内部意见。”（96）
    “原则”问题解决后，胡更详拟了具体操作办法，认为“一切当取以简驭繁之手段”。关于代表问题，胡主张：“人不求多，来粤不求其早”，“其实即不必招呼远地而只由在粤之本省外省同志集会，已可以充数而为全国之代表。且虑外来者不尽可靠与能听话，反为啰嗦。”（97） 此外还须“留意”：军队党部似不必邀其推选代表，“因料绅属必难派人参加，不属来而绅属不来，更比齐电署名为难看”。（98） 对已选举到省的代表，因尚未知晓在粤开会的真相，“彼等目的原本为到宁出席者，则不如趁早遣之”；“若为忠实同志，将来真堪派定者，或系南洋美洲从远道来，既无毛病又不便令其往返徒劳者，则可假借公共地方，如中大旧址为招待处，自可较为省费”。代表的招待规格，胡强调“穷人有穷的做法”，“往例之日须招待费若干元，此不能援为成例，而我人于此亦一试金石也”。关于经费问题，胡认为“既要其勉强将就种种，又要其大破悭囊，则事必败坏”，因此“须力求节省，须以十数万为标准，过此以往，则无从筹措”。胡反对铺张声势，告诫称：“开口奶一吃错，开盘过大，即费大款仍无益于事，仍无以满拉杂分子之欲望，万不宜贪图热闹，至于实际受亏。”时间问题，胡强调：“开会亦不在乎几多日，愈捷速完事愈佳也”，“至准备要好，要干净，而开会须在宁方之后，不必急之”。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为达出奇制胜之效，胡主“实者虚之”，暂为沉默。对内“进言不可太早”，“非畏绅也，畏人有太愚拙不谙事理者，令我人内部闹出笑话也”（99）；对外不可随意发电，因“如我人不更进行，则电报谈话多多不碍。今我人已确定进行办法，严厉批斥彼方，无以过于齐、有两电所云，若火气转逊，人且疑为想与彼方讲价。”（10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若日方借款得手，形势将更为主动。（101） 为确切了解日方的态度，胡决定趁和知返国之际，派陈中孚偕行前往接洽，指示：“此行重在联络，促进其实际行动，由事实合作达到平等友善。倒〔例〕如俄、土、奥不取外交传统政策，亦即大亚主义之真谛也。”（102）
    骑虎难下
    胡汉民精心“设局”，只待时机一至，迫陈“上虎背”。可谁知，世事有如白云苍狗，变化莫测。出奇制胜的一招，最终反令自己骑虎难下。
    “齐电”、“有电”交相发表后，面对西南咄咄逼人的气势，宁方不与争锋，“埋头实干”（103）。为达分化西南的目的，蒋一面令中央党部秘书处复电敷衍，同时派与胡关系较睦的王宠惠前往疏解；另又派驻赣剿匪北路军第18军军长罗卓英南下晤陈。蒋不仅专意“西南”，更具全局战略眼光。10月4日起，蒋开始出巡汉口、洛阳、北平、西安等地。胡汉民分析其对手道：“门到汉、到豫、到平、到西安，俱必有作用，盖不止双管齐下。其对西报谈话，欲以戎首归咎西南。”（104） 对延期一事，胡深恐蒋“用对闽时之故智”。胡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记得当时中全会再三展期，而一到十九路军被打破，则哲生等望其稍延数星期而不可得，故蒋曾公开的说：‘闽变未定，西南有许多说话，闽既取得，即便寂然。’今兹必因布置未周，或运用上尚无把握，故又欲延会耳。”（105）
    明知蒋之用意若此，诸元老因在“内耗”中透支过度，身心疲惫，已无可奈何。（106） 在萎靡困顿中，当“和平使者”王宠惠问及“延会”意向时，萧表面“故作忙语”，答曰：“今日两广军事当局之积极备战者，所为何事，固不待言。吾人固渴望和平，惟视宁方之能否彻底觉悟焉耳。”其内心实求之不得，致函胡道：“以弟近日之观察，绅士中怯已甚，苟非和记货件到手，则在此紧要关头决不敢再示强硬，若藉五会延期数月，俟货件到手再行寻衅，亦未始非计。”萧所担忧的不是对蒋，而是担心陈济棠“假使五会延期，货物得手，而彼仍拥兵自重，则将若之何，此则深可虑也”。（107） 胡汉民甚至一度担心“延会”之议落空，谓“今已距开会不过旬余，若尚未闻延会之确讯，则恐连延会一句话亦系缓兵之计”（108）。
    延会之举，宁方收获好评如潮。时论谓：“今兹展期开会，实出中央委屈顾全之意，苦心灼然可见。”（109） 经历此番开会与延会之争后，西南局面更加分化。陈济棠指使林翼中明白告诉诸元老，其欲与宁方妥协，并抱怨元老谓：“前日齐、有两电发出，惹起金融恐惶，致省行须输出现金三百万云。”见粤陈态度如此，萧佛成失望至极，只得密对同志言：“君等欲求出路，须待讨贼军到达长岳或四工先生（胡汉民，作者注）得握权，在此时不宜有所活动，以自取罪戾。”在萧看来，粤陈之为人虽不能如蒋之为恶，“但亦奸而不雄，且自诩智略”。总之，陈与蒋皆“一丘之貉，但知保一系之贵富尊荣，而恐为他人知其内幕，故对于有主张、有气节之士，皆在必排之例”。萧佛成绝望宣称：“吾人利用此种人，使与门斗，是何异刘玄德欲藉袁本初之力以讨曹也。”（110）
    陈济棠对桂方的托辞是，湖南方面何键“尚无若何表示，倘门以数师兵来犯，甚难应付”。据元老观察：见粤陈如此“中怯”，李宗仁“极为惋慨，无怪其不如月前之奋兴”。（111） 21日，李宗仁乘车赴河口转轮返桂，回粤日期未定。桂李的突然离粤，令胡汉民心生忐忑。桂方驻粤代表王季文虽力言李并不信种种谣诼，但胡依然疑虑重重：“三人成虎，门平素已极分化之能事，况绅态度向来难测耶。故不何以必于此时返去，若无他种必要，则大可寻味矣。”粤陈的态度经林翼中之口已“情见乎词”，值此内外交困之际，桂李又蹊跷离去，胡不禁忧叹道：“事更棘手矣”。（112）
    令胡汉民“棘手”之事，远不只此。大会宣布延期后，胡欲由执行部出面，召集开一“代表同志联合会”，表示“团结其精神”，而后“分别资遣之”。然代表们怎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11月初，各代表连日在中大开讨论会，大肆攻击邹鲁“包办”（因邹鲁具体负责西南党务）。（113） 萧佛成对此事非常焦虑，“恐这班人终归闹出乱子”。邹虽受到攻击，态度“极为坦然”，认为代表的要求“皆属善意”，因此对于代表们应妥善安置，“不宜仅以遣散名目行之，宜作为因党务或军事派出各人往各方办事”。萧佛成认为邹鲁的办法“甚不斩截”，“既由军党各事派出，则必有工作，将来此班大贪继续要求，则如何能够继续供给，故此点切须考虑”。（114）
    萧、邹虽对遣散代表意见不一，但皆为代胡受过，胡不好再说长道短，只得未置可否，称：“各省市代表事，鸣老忧虑之，衣兄乐观之，皆是也。”对邹遭受“不平之鸣”尤能“处处坦然”，胡在大加颂扬后，提醒其注意“一切善遣”，否则“人多而杂，既无使负何等责任之可能，又不能保持秘密。甲得请则乙怨失望，得满意者少，不平失望者转多”。最后，胡以“闻亦有多数明白者不肯乱闹”自慰，并以“已是一场试验”作结。（115）
    “试验”过后，“真金”无几，“泥沙”翻涌，此时此刻，胡汉民内心之甘苦，可想而知！
    决于川黔
    大会延期，政治解决的隐忧刚刚解除，军事进攻的警报频频传来。西南军情恶化，起因于“剿共”形势的突变。本来，西南与“共”并存，一时无忧，“有共产党拦住”，蒋“因共不能即来”。面对元老“岂非我以共为缓冲”的困惑，陈济棠得意宣扬：“共岂能剿灭哉，我整理巩固我之边围耳”（116），“我非合力剿共，实则我欲占地盘耳”（117）。1934年10月下旬，“赣南赤军被中央军所迫，使其突走”后，西南形势骤然恶化，一方面不得不与共敷衍，更时刻“须防蒋军藉追击共军为名，乘机跟踪而来，使我猝不及备”。（118）
    面对危局，患得患失的陈济棠已应对乏术，焦头烂额之际，只得密派林翼中“赴港问计”。因担心自己态度前倨后恭，遭人见笑，林之赴港神神秘秘，对萧亦“不敢实告”。萧在函胡笑谈此事的同时，也据实告称：“毋论如何，观门方现在之用意，似对粤实干，而放弃前此先图湘图桂之战略，如门方对粤果用实干，则甚可虑也。”（119） 胡毕竟有过“说不尽从来积惨”之经历，政治经验丰富。他函告陈融：“为今之计，最宜扩大剿共宣传，要促内外舆论迫到门非移其主力，亲自督师入川，而我军则与湘、桂、鄂扶同而进，正面之压迫可缓，军事上自无危险。”“促蒋入川”确是妙计，“即属正义，亦是难题”，但“恐门不肯为之耳”。（120）
    “迫蒋入川”首须发动宣传战，制造舆论。由于粤方“缩短防线”，红军乘机西撤，陈济棠这才“忧容顿宽”，但宣传一事却因此“弄得无限波折”。陈融致函胡汉民，详述原委道：宣传一事“初则由翼记（林翼中，作者注）语弟，谓绅赞成此举，故报告于兄，得兄覆函后乃再商于翼，可否在省港各报尽量发表且加以批评，翼记答允照办。弟乃做好新闻后再交翼记阅过，于即日交报发表，而即晚尽被检去。翌早鸣翁愤甚，乃面质翼记，翼记乃枝梧其词。弟觉得已中猫尾计划，此后乃不再发现，只有《中兴报》谆谆而已。昨日鸣翁再做文章，交省南风社，而各省报仍不见登，则又被检去也。”（121） 萧佛成为此“极愤”，寻着李汉魂连连质问道：“党政军何故不能一致，吾人事事为拥护该绅，而该绅何故而不开诚？如宣传一事，新闻由执部、政会发出，而又经该绅允许，而结果如是，部、会要来何用耶？”“门神于与粤为仇者，无不延纳，而该绅则偏对于同乡者忌之、远之，岂非失败之一端耶？”（122）
    事已至此，胡不由得羡慕对手道：“客有自金陵来者，谓门派报纸极力宣传和平合作之调，而水云派（汪精卫，作者注）则极力挑拨攻击西南，真各言其是耶？抑会意之扯猫尾耶？惟电报言门已回行营，则第二说为近。所可叹者，他人之猫尾以对外，此间则对内耳。”（123） 胡见陈济棠不愿公开向蒋示威，只得借准备出席五中全会之机“别授训条”，“使能避开本身”，“如运动四川人要求入川之类，与绅无直接关系”。（124） 陈济棠这次果然欣然同意，西南执行部例会得以顺利通过“请宁方移兵剿川匪”，具体办法均由他人代言。（125）
    时局危急，外力自然关键。但此时为胡所重的“和记路线”却在日本方面遭受质疑：一是蒋未必即于此短时期内动手解决西南；二是陈济棠似未下大决心联日倒蒋。胡于是“力为和言”：“门已进兵，稍触即发，此点须详为报告。至乡绅决无变心，但恐其气馁，渠最注重两事：一得机械则军心安，一得款固金融则民心安。金融事尚可从长计较，机械则须速成，以壮其气及一般将士之气。此时只要乡绅不怯，能保守得住，吾事即济，不必奢望其出兵中原。”为打消日方的疑虑，胡授函王季文，安排和知与粤陈会晤。（126）
    11月25日晚，在胡的引介下，陈济棠与和知晤面。陈一反原先的冷热无常，将和知“当自己人一样”诚心言道：“十九年以来始终一贯，所缺者惟械与力、衣（指枪械与物资，作者注）”，恳请和知告知“日方进行实在到如何程度，及力、衣有无切实办法”。和知明确表示：日方对援助西南“已十分决定”，请陈“万宜决心讨门”，“十二月中○行可成立”，飞机则劝陈“必买为佳”。陈济棠怀疑日机速度不及蒋的意大利飞机，和知极力辩驳，谓最新日机注重升降。西南对日的秘密交涉，自然影响到其公开的对日主张。在商议对付五中全会办法时，西南决定对日只用笼统的“救国”、“收复失地”等名词。（127）
    党事延缓后，宁方借剿共战事“大功告成”之机，将“安内”重心转向地方实力派。11月27日，蒋、汪联名发表“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即“感电”），公开宣示“和平统一”的政治立场。同时，又以“短兵相接”姿态，调整军队编制，下令撤销赣、粤、闽、浙、鄂剿匪战斗序列之东西南北各路军总司令部，仅委任顾祝同为驻赣绥靖主任，蒋鼎文为驻闽绥靖主任。（128） 对陈济棠的出处则虚位以待。为表明合作“诚意”，以示形式“郑重”，蒋一面派遣孙科、王宠惠南下“劝驾”，一面亲笔手书，并联名中常会诸常委，致书胡汉民，“深盼先生驾临京沪”。
    对宁方借“均权”之名行“统一”之实的一套说辞，胡汉民认为，从学理上“推倒其说并非难事”（129）。但若事实上加以驳斥，一则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甘愿充当“和平统一”的破坏者，正中宁方“嫁祸于人”的圈套；二则还须看实力派脸色行事，“以实力者之立场”，“不欲速寇敌之至，即不能为正面之反对”。（130）
    “和平统一”政治立场一失，西南即刻陷入“集体失语”的尴尬境地。其公开宣传只得在承认“和平统一”的前提下，循着宁方预先铺设的“合作”轨道，发出“一个最简单的先决问题”、“我们最低限度的期望”之类乞怜般空洞、乏力的呼吁。（131） 鉴于公开立场已失，12月6日，西南在回应汪、蒋“感电”时，只能重提旧事，要求立即实行上海和平会议及四全代会所制定的“和平统一成案”。但另一方面，胡汉民在进行幕后交涉中，不仅条件先行，且定求“事实之证明”。胡在与王宠惠、孙科会晤时，驳斥宁方空谈笼络感情，仅注重形式上的握手言欢，不恶而严地声明其主张：“根本则接受二十年成案与齐、有两电，而治标则凡三事：其一须即开放人民言论集会之自由；其二须确定入川剿共，对两广不作大兵压境之威胁；其三对于此间朋友同志不得敌视，而猖獗杀人之组织须即解散之。”胡之主张，宗旨虽严正，但措辞和缓，不会被蒋“指为绝人已甚，而为种种之藉口”，又“可试其诚意之有无，而得事实之保障”（132），确是识透了对手的心思。
    胡汉民对蒋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曾亲历此事，在其日记中详述“请胡来京”的经过：
    ……请胡来京之函由各常委署名，汪先生起草，经余于上星期四缮正者。辞意委婉，有五中全会期近，务恳先生即日来京……定策决疑等语。叶先生（叶楚伧，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作者注）持请各常委签字后，又嘱余另缮第一张。因蒋先生对以上诸语，似嫌过火，均用红铅笔涂去，改数字为务恳先生驾临京沪，商洽一切等字。于此应注意者，蒋先生只希望驾临京沪，是不欲其重掌政权，形迹至显。（133）
    胡深知欲处于强势的对手证明其“诚意”，关键不在“得理”，而在“得势”，因此“军事布置尤为重要”。“粤桂湘须先有军事之统筹办法，融成整个的力量，勿使寇敌施其各个击破之谋”，同时“宜具体的确定对滇、黔方略”。（134） 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发表“真电”，以追击“共匪”为由，请缨入黔。“追剿”只是借口，实际意图为协助黔军驱共入川。（135） 胡虽对“真电”的形式颇有微词，“有疑为太过就范之表示”，但“精神实质所关者重大，且惟如此，更得内外之同情”，蒋虽已“占不少便宜，然彼亦因此更难应付”。在黔局未定的情形下，胡认为“即宜作一切准备，能急速与彼争黔最为要着”。
    胡在着力“争黔”的同时，不放松“觅争立场”。孙科返京后，迟至五中全会闭幕，宁方一直未有回复之意。胡于焦急不安中，决定将幕后交涉条件公之于众，以候舆论的裁判。“盖此番来往，我们已被人占便宜不少，再迟则彼和平统一之假口号成，借债之举亦成矣。且久久无言，不审渊如（孙科，作者注）与夫己（蒋介石，作者注）说些什么，夫己氏且可以言行不践者归责于我。”（136） 鉴于此，胡汉民决定单方面公布交涉条件，再为难一下宁方。
    胡对“主张”的执着绝非单纯意气用事、固持己见，而是出于对政治形势的准确预判。宁方的答复含糊其辞，确无诚意。滞留在粤继续交涉的王宠惠对胡之举动，由“大惊疑”转而“大欣佩”。胡则借机“微讽”：“欲门之就轨范，须先不入其牢笼，即阁下亦宜知所自处。”（137） 王宠惠再次致电的结果，蒋的态度依然暧昧，但预留转圜余地，邀请王于圣诞节前面商。王临行前，胡告诫三点：“一、彼方不宜辄及见面事，有种种理由；二、实事胜于雄辩，如我宣言；三、无论彼方对君若何推重，总以先返欧洲一行，至不得已而后返。如此，则东西洋政治家道德都说得过去。”（138） 不欲轻易见面、要求事实之保障、欲调人暂时离去，显然，胡之“争立场”实为应对西南危局的缓兵之计，欲借机配合争黔的军事部署，主动逼迫宁方表示“诚意”。
    胡虽在“相当范围内”“以西南利害为前提”（139），而同时也为自己的出路问题忧虑不已。蒋之“拆术”极其毒辣，陈济棠却偏“知之而自蹈之”，态度忽左忽右，从“不以其秘示人，俾门有以操纵其间也”。胡在慨叹“合纵之难过于连横数倍”的同时，更感苦闷的是，对此“自顾其私不尽开诚相与者”，自己不仅“仍不可率然识破”，同时更要“维系之不失”，否则便“同上门之大当”。（140）
    胡对粤陈“倾向已定”的担忧也不幸应验。陈为获取实惠，于五中全会开幕后，12月10日，忽然决定派财政厅长区芳浦参会，向宁交涉在沪发公债、粤糖运沪，并报告兵工厂等。见粤陈“皆为降之表现”后（141），邹鲁无奈地向胡感叹称：“我辈以暗驭明，虽有张良、陈平之谋，亦何补于刘璋？故我辈此时先求立场，庶进退裕如。在此时机一经放过，少老（唐绍仪，作者注）前车为可鉴耳。”（142） 据此可知，胡等积极“觅争立场”，同时也是为了防止遭陈暗算，欲通过与中央的交涉，为自己“争出路”。
    宁粤双方表面相互试探“和平”诚意，暗中积极部署夺黔，五中全会于“平静”中落下帷幕。对今后时局之发展，双方竞相对外言“和”。（143） 深思之士则对和平的前景忧心忡忡。王子壮通过细心观察事实，怀疑孙科、王宠惠的乐观论调为“文饰”，惋叹“在社会方面于不知真相中，仅聆得孙王之言论，以为欣然可喜，讵知事有不然者在也”。（144） 胡汉民一语道破时局之症结所在：“僵局能否打开，专视剿共之能整军以出与否为断。”（145）
    为应对西南的被动局面，胡汉民欲于“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因无武力可恃，胡身陷矛盾之中，进退失据。无奈之中，胡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从党找办法”，“以党取攻势”。未料，“自行开会”之举，锋芒所向，未曾伤及中央，却几令西南“散伙”。这一情形应是西南反蒋“表象”背后的真实底蕴。
    全国代表大会，从法理上言，当为国民党之最高权力机关。面对来自反对派的质疑，中央以“延会”之举，巧妙避其锋芒。以政治手段言，此举可谓明智，凸显中央委曲求全之姿态，亦令对手无辞应对。“延会”之所以如此轻而易举，因从实用角度来看，“开会早迟，于党国一切大计之进行，毫无影响”。可见，在当政者心目中，党之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远不如其法定意义般至高无上。作为权宜之计，五全大会自可延之又延。待标志着“团结统一”的五全大会最终得以召开，国民党内的忧时之士已对“党”失去信心：“本党之民众的基础渐渐失去，此为不可讳的事实，而能发挥党的效用者只有政治的作用，如此次五全大会其最著者也。以中央与广东之对立，乃以党内大会之故，挽其来京，相聚一堂。蒋先生亦欲利用此会使各方利益均沾，如中委之分配等俾各满意以归，党的作用亦不过如此而已。即此些许作用，亦来尝不因外交压迫之严重有以致之。蒋乃利用时机，促成团结，合力以对外。”（146）
    开会与延会，“和平”与“剿共”，西南与中央间表面之文字战争，均为缓兵之计。最终决定时局走向的，是川、黔局势的尘埃落定。
    

    注释：
    
    ①相关成果有：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收入氏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抗日潮流》、《李济深与胡汉民》、《张学良与胡汉民》、《冯玉祥与胡汉民》、《曹任远与胡汉民的“新国民党”》、《1935年国民党内的倒汪迎胡暗潮》（均见氏著《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②最早利用这批史料的杨天石教授已破译其中关键人物的代码，“随着化名的破译，有关函电的内容也就豁然贯通。终于从这批函电中发现了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秘密——胡汉民曾几次准备发动军事起义，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694页）紧随其后的陈红民教授更是再接再厉，“利用各种可能的线索，开足想象力，苦思冥想，终于破解出了绝大部分的代号”（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第32页）。
    ③详见拙文《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52—53页。
    ④《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4月）1日（括号内日期为笔者推定，下同），《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下文简称《函电稿》）第5册第14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件。原函记有“敏记之行，非我代表”等语。邹敏初于3月下旬赴京，故判定该函日期为1934年4月1日。陈融为胡汉民的妻兄，时任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之职。胡在致陈融的这封长函中指出，西南被动局面的成因在内部。已故西南元老古应芬降乩所云陈济棠之“观望”、“将领不一致”二语“说得贴切”，同时密友萧佛成所谓陈之“赚钱贴钱两种心理”，亦是“根本之谈”。胡私下曾表示“悲观已迟，乐观太早”，但为对外号召，“以肥者应客之意义（客指从北方来），则姑作乐观耳”。为了不使西南重蹈闽方的覆辙，胡汉民认真思索“闽事”以资“取鉴”，认为“平时政治施设已使民心怨望，临时政治主张更使军心动摇，此为最重要之一点”。反观西南现势，“今民心要如何挽回已属不易，而平时主张未尝贯彻，所部一种游移态度，无以振作士气，临时纵决心抵抗，必是形见势绌。遇着三军未动金钱先行之门神（蒋介石，作者注），当有摧枯拉朽之象。”胡虽见微知著，但为不招陈之恶感，“又不便以笔墨”与粤陈深言，只能通过李宗仁婉转“提撕而拯救之”。
    ⑤《胡汉民致陈融函》，原函无日期，《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5件。国防会议之说于1934年5月见诸报端（见《西南与中央谋一致对外，拟请召开国防会议》、《西南执行部推粤陈桂李负责规划国防军备》、《粤军事会议决讨论国防设施》，1934年5月8、9、10日《北平晨报》，均第3版）；《申报》“15日香港电”有“是日陈济棠临时中止召集国防会议”之说（转引自广东资料选辑编辑组编《〈申报〉广东资料选辑》第14辑，广东省档案馆1996年版，第42页）。
    ⑥《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5月31日，《函电稿》第6册第18卷，第2件。
    ⑦《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5月）31日，《函电稿》第6册第18卷，第16件。
    ⑧《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5月）26日，《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4件。函中有“昨早已晤鄂之代表，约今日再谈”等语，可推定该函日期为5月26日。
    ⑨《陈融致胡汉民函》，原函无日期，《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2件。
    ⑩李宗仁解释处境之艰危道：“从前门神给剿共费三省共五十万，桂得五份之一，皆某兄（陈济棠，作者注）经手，后某减去闽之五份一，乃并桂之五份一而减之，经许多唇舌，今始争回，因此望粤助饷之说，其难一也；桂共十六团，除了剿共四团，实得十二团，而系三三制，兵少若此，足发难邪？其难二也。”见《陈融致胡汉民函》，原函无日期，《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1件。
    （11）《陈融致胡汉民函》，原函无日期，《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1件。
    （12）《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6月）3日，《函电稿》第6册第18卷，第19件。
    （13）《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4年1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8—9页。
    （14）《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3月）25日，《函电稿》第5册第14卷，第12件。据函中所记邹敏初行踪判定此函日期为3月25日。
    （15）《李晓生致胡汉民电》，原函无日期，《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38件。据函中“昨见超俊，藉知蒋定寒日飞京”等语，推定该函日期为1934年6月14日之前数日。
    （16）《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6月）21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33件。函中，胡借用处理国际关系时常用的“多元外交”来解释自己的处境：日俄战争以前，桂太郎当国，使伊藤联俄，林董联英，以便两者之间择其一，其后乃召还伊藤，而订立日英同盟。胡认为自己此时正须行“多元外交”之策，但“今之为难乃是一身而兼伊藤、林董两种工作耳”。
    （17）《李晓生致胡汉民函》（1934年）6月23日，《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19件。
    （18）蒋介石其实是有意冷落孙科。其一，与日方的通邮谈判正进行中，蒋须借冷落孙科来笼络汪精卫；其二，蒋已委派蒋鼎文、薛岳、何键等军方人物，前往广州，与两广实力派疏通，因此有必要冷落一下孙科与元老派之间的接洽（详见拙文《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58—59页）。
    （19）《汪精卫致蒋介石函》（1934年6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总统特交文卷·亲批文件》第34册，第2458件。
    （20）《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7月）12日，《函电稿》第6册第19卷，第6件。
    （21）《胡先生问题，兼论汪兆铭谈话》，1934年7月19日《香港中兴报》，“社论”，第1张第3页。
    （22）《胡汉民致陈济棠、李宗仁函》（1934年7月）22日，《函电稿》第6册第19卷，第4件。
    （23）《郑先辛致胡汉民电（内附批注）》，1934年7月28日到，《函电稿》第9册第28卷，第98件。
    （24）胡汉民最终于1935年6月9日出洋。本文叙及胡的出洋，只是为了引出胡对蒋政策之矛盾这一现象。关于胡汉民出洋的前因后果、曲折经过，本人将另文详论。
    （25）陈红民先生的《“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见氏著《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第262—304页）一文利用《函电稿》，系统论述了胡汉民及两广方面的“抗日”口号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本文拟通过还原胡汉民及其左右与日方交涉成立“华侨银行”的具体过程，揭示胡等诸人在这一矛盾政策下的两难处境。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胡汉民及两广方面的“抗日”口号与实践之间存在矛盾，其公开对日主张，也并非一成不变。通过考察胡在《三民主义月刊》所发表的相关文章，可以看出胡汉民公开对日主张的变化轨迹。其一，从横向看，《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从日本现势说到对日抗战》、《为蒋日妥协正告友邦书》、《英美俄协调与远东问题》、《论中日直接交涉》、《从国际现势观察远东问题》、《华北之前途》等文章，多从世界大势，远东国家关系的角度，探讨中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较少直接针对日本，谨慎避免与日直接交恶。其二，从纵向看，以《塘沽协定》为界，胡的对日主张经历了从要求直接对日宣战到间接攻击蒋日妥协的变化。《塘沽协定》以前，胡汉民公开宣称：“唯有对日抗战，是我们的生路。”在《三民主义月刊》前5期里，胡汉民等人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乃至日本的内情上，反复历陈中国应该对日抗战的理由。《塘沽协定》后，当中日关系现状已通过条约形式确定后，西南方面宣传的重心发生变化，由主张对日宣战，转向攻击蒋日妥协，并进而强调“讨蒋即所以抗日”。至此，“讨蒋”与“抗日”在逻辑上已一致了。
    （26）臧运祜：《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68—70页。
    （27）福建事变后，广东发生挤兑风潮，财政金融大受打击。为解决财政危机，1933年底至1934年初，西南方面有意向日借款。胡征引孙中山当年处理温树德、陈策谋抢北洋海舰时所定“成功则政府承认，否则汝等自承为海盗”的原则，表明自己的看法，谓“外交无定则，惟视本身利害如何而定”。为确保西南自身利害，胡认为在处理对日问题时，应以福建事变时陈铭枢等“未食羊肉先惹一身臊”为鉴，所持方针为：“不可遂失政治之立场一也”；“不可上当如跛哥（陈铭枢，作者注）二也”；“粤与英密切，不使猜疑而敌视三也”（《胡汉民致陈融函》，原函无日期，《函电稿》第5册第12卷，第17件）。胡又进一步指示：“无论如何，仍抱定收复失地之议，而地方局部之接洽。”（《胡汉民致陈融函》，原函无日期，《函电稿》第5册第12卷，第19件）胡并通过陈融，转告负责此事的广州市市长刘纪文，称“其无条件而可为物质之大助者，自不妨与之斟酌也”。西南方面与日接洽借款的经过，据刘纪文告知陈融称：此事起于桂，因“涎其可借款”。经过接洽，日方表示“可借六百万，以销煤及士敏土为条件”。陈融观察称：大抵此事，刘仅与日方“一谈，后未有进行”，陈济棠虽“急欲有所得”，但林云陔（时任广东省主席）“主张甚硬，恐稍松则上当”，刘纪文则“不欲断其路，以待必要时为之”。陈融还借用北洋海舰故事，戏言曰：“某兄尽有做小偷之身手，林、刘恐俱无做海盗之魄力耳。”（《陈融致胡汉民函》，3日酉，《函电稿》第10册第30卷，第28件）
    （28）《萧佛成致陈济棠函稿》（1934年8月17日），《函电稿》第10册第32卷，第316页。原函无日期，通过与8月20日的《萧佛成致胡汉民函》（《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18件）对读，可判定该函日期为8月17日。
    （29）臧运祜：《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70页。
    （30）《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3日，《函电稿》第11册第34卷，第26件。
    （31）《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7日，《函电稿》第11册第34卷，第27件。
    （32）《胡汉民致萧佛成、陈融函》，14日，《函电稿》第6册第19卷，第33件。
    （33）《胡汉民手迹》，《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14件。
    （34）《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7日，《函电稿》第11册第34卷，第27件。
    （35）《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8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17件。
    （36）《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8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6件。参见《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8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17件。
    （37）《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13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27件。
    （38）《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18件。
    （39）《萧佛成致陈济棠函稿》（1934年8月17日），《函电稿》第10册第32卷，第313—317页。
    （40）《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18件。
    （41）《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19件。原函无日期，但该函内附录“宁方来电”，抄呈日期为“廿三年八月廿日”，故此推定该函日期为1934年8月20日，亦可与同日陈融函（参下一条注）对读。
    （42）《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件。函中所列具体原则如下：（一）决定干；（二）两方不宜有所泄露，如“革新势力”之字样可不用；（三）须要防彼方复杂，大约如军事人材参加革命之类删去；（四）三时期每期若干要确定。
    （43）《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19件。
    （44）《萧佛成致胡汉民、陈融函》（1934年）8月23日，《函电稿》第11册第34卷，第29件。
    （45）《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6月）21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33件。
    （46）胡汉民：《为五全大会告同志》，《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4期，1934年10月15日，第10页。
    （47）8月1日，李宗仁致函胡汉民称：“五全代表大会转瞬即至，仁估计某兄态度，积极做法固不敢行，即消极之进行，亦尚无一定之方策，殊为可虑耳。”（《李宗仁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1日，《函电稿》第12册第36卷，第22件）两天后，萧佛成也因陈济棠态度暧昧不明，悲观地表示：“近日弟常举五全代会问题以促之，见渠态度凉淡，似不如前此之紧张，弟意绅或者又与门敷衍，请其缓办，或即使开会，亦当留粤方中委地位，以为苟且之计，亦未可知。总之，弟个人去留已预定，得一日且尽一日之责。如果真到无可为之时，则唯有洁身而去焉耳，断不长久尝此苦味也。”〔《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3日，《函电稿》第11册第34卷，第26件〕
    （48）《杨永泰致蒋介石电》（1934年6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粤桂政潮，第33卷。
    （49）《中山县民请愿撤换县长唐绍仪》，1934年7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第1张第4版。
    （50）《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7月3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22件。
    （51）《如此之模范县长！》，1934年7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第1张第3版。
    （52）《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7月5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8件。
    （53）《萧佛成致陈济棠函》（1934年）7月5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9件。
    （54）《萧佛成致胡汉民函》，《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10件。
    （55）《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7月）7日，《函电稿》第10册第32卷，第32件。
    （56）《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7月9日，《函电稿》第11册第34卷，第5件。
    （57）该案主要内容是，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兼最高法院西南分院行政事务陆嗣曾呈请辞去本兼各职，由谢瀛洲（原教育厅长）代理；兼广东建设厅厅长林云陔呈请辞去兼职，派何启澧（省府秘书长）兼建设厅厅长；派黄麟书代理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教育厅厅长。广东省政府委员许崇清应予免职。见《西南任免本省高级长官》，1934年7月21日《广州民国日报》，第1张第4版。
    （58）《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6月22日，《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33件。
    （59）《五全代会西南提案》，1934年9月8日《北平晨报》，第4版。
    （60）《五羊城里宦海升沉记》，1934年8月11日《北平晨报》，第5版。
    （61）《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7月）18日，《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26件。
    （62）《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7月20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30件。
    （63）《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8日，《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34件。
    （64）《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13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27件。函中，萧称：“前日桂方得上海情报，谓宁方派胡宗南、杨虎臣（城）分道入川，而鹤、毅（陈群、何世桢，西南驻沪代表，作者注）来电，又言蒋筹款对舟（龙云，作者注）等事，似蒋将有事于川，已无疑义，即不然亦必入滇、黔，以摇我后方。”
    （65）在陈济棠看来，“门一打四川，即是我们好机会，且此机会万万不可放失”，“若我之意见，则以为对滇、黔、川宜即速设法联络，其目的要达到三省共同抗门。我联络之而三省能听我话，则西南之局成矣。”〔《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16日晚，《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33件〕萧佛成“更恐蒋氏对于西南有所顾虑，而中辍攻川之举”，因此，怂恿陈济棠应蒋之邀，“遣使面蒋，表示无他，以坚其攻川之心”〔《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18件〕。
    （66）邹鲁认为“现在我们工作宜注意陕、川、黔三省，三省能为我联合，再加以山西，则局且伟大而形势亦可观”〔《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16日晚，《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33件〕。萧佛成也主张：“援刘之道，惟有效围魏救赵之法，出兵长岳，号召天下，以诛讨独夫。计各省必有起而应者……若此者，不但可以救川省而安西南，并可收倒蒋之效，而安中国矣。”〔《萧佛成致陈济棠函稿》（1934年8月17日），《函电稿》第10册第32卷，第316页〕。
    （67）《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16日晚，《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33件。
    （68）《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19件；《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0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件。
    （69）《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8日，《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34件。在函中，邹鲁对陈济棠军难政易的说辞颇持异议，认为“此问题总之亦连带关系者”，“能通则无样不可通，门神殊非讲法，而名目尤其次者”。陈济棠将邹鲁的看法归为“政治眼光观察”，而“军事观察则有不同”，“用军事眼光观察，最近则不能不注重此点”，“且此名义国际上亦大有关系也”。
    （70）《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3日，《函电稿》第11册第34卷，第29件。李宗仁态度的“软化”，在其准备提交五全大会的“提议稿”中表露尤为明显。胡汉民对李稿非常不满，批评道：“不稿措辞和缓亦未可非，惟太松疏，如对法西斯无一言，对外交亦无一言，则孙哲生（孙科，作者注）之流优为之，不待西南发言矣。故万不得已而必须用不稿，亦非加以补充不可。”胡汉民之意，如果能用萧等之稿，“固大佳，否则两稿并提（亦指既修改之后）”，“亦有讲价还价之作用”。若不然，胡欲不顾一切，独上“梁山之顶”，“临时作一宣言发表”，“不虑触起两方之战端，令人于预备未完时棘手”〔《胡汉民致陈融函》，《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20件〕。萧佛成知李颇深，分析认为：李对法西斯不欲言者，是因李曾云，“蓝衣是秘密性质，举而攻之何以证实？”对外交问题避而不谈，是鉴于西南对日交涉，“尤不愿提出对门攻击”。陈融巧妙化解上述疑虑，指出：第一点空讲造党毁党，不提出蓝色名目；第二点可攻击其以前之失败，似乎无碍〔《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30日，《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13件〕。李之所虑果如萧之所料，李只得含糊表示“似此则无不可”（《陈融致胡汉民函》，《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14件）。
    （71）《胡汉民致萧佛成、陈融函》（1934年8月）31日，《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21件。
    （72）《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1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16件。
    （73）《胡汉民致萧佛成、陈融函》（1934年）9月2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5件。
    （74）《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4日，《函电稿》第10册第32卷，第1件。
    （75）《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9月7日，《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22件。
    （76）《陈融致何世桢、陈群、刘芦隐、李晓生电稿》（1934年9月8日）齐申，《函电稿》第10册第32卷，第309页。
    （77）《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9月）10日，《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25件。函中，胡汉民认为西南驻沪代表刘芦隐等之所以主张“联孙攻汪”，是因为刘芦隐“行时看不到绅士等等忽能兴奋，而沪上则时时看得倒容甫易于倒门神”。
    （78）《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11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7件。参见《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13日，《函电稿》第11册第34卷，第30件；《邹鲁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12日，《函电稿》第11册第35卷，第62件。
    （79）《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9月7日，《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22件。
    （80）《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11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7件。
    （81）《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17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24件。
    （82）《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22日，《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28件。参见《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9月）21日，《函电稿》第6册第16卷，第23件。
    （83）《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26日，《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27件。陈融在函中称，陈济棠向日方表示：“门现时如何对付西南，我西南尤其是广东应以全力应付，故必求器械充足”，“飞机外，并要求大炮，求最新式，求全帮一齐到达，以免不能敌门及或为门所乘”，“会之前后必有事发生，如可，应要求请快快决定”。
    （84）《陈融致胡汉民函》，《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31件。
    （85）据10月1日《申报》“香港电”：陈济棠自9月27日起请假，至10月1日始返总部办公。转引自《〈申报〉广东资料选辑》第14辑，第74页。
    （86）9月27日，萧佛成向胡汉民报告称：“关于经济上之筹备，咳翁（林云陔，作者注）已答应负担……咳翁要弟预扣数目，弟先就极小数量就目前所需告之，俟过一二星期，待五全会短兵相接之时，再行设法，迫其上虎背也。”《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27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25件。
    （87）《有电发表后之西南党政军当局联络及准备》，1934年9月27日《香港工商日报》，“粤闻”专栏。
    （88）《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9月）22日，《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28件。
    （89）《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9月）23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23件。
    （90）《胡汉民致陈融函》，《函电稿》第6册第18卷，第15件。
    （91）《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1日，《函电稿》第13册第40卷，第29件。
    （92）《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2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19件。
    （93）《胡汉民致陈融函》，《函电稿》第6册第18卷，第15件。
    （94）《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4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7件。
    （95）《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5日早、午两函，《函电稿》第5册第11卷，第9件。
    （96）《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6日，《函电稿》第5册第11卷，第11件。
    （97）《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5日早，《函电稿》第5册第11卷，第9件。
    （98）《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6日，《函电稿》第5册第11卷，第11件。
    （99）《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5日早、午两函，《函电稿》第5册第11卷，第9件。
    （100）《胡汉民致陈融函》，《函电稿》第6册第18卷，第15件。
    （101）胡汉民此时对日援非常看重，借白崇禧“只要拖得住爵绅，大事可办”，“外交有办法，即操胜算也”诸说，力劝萧“果此事须即着手，不可萌消极之意态”（《胡汉民致陈融函》，《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6件）。萧与和知晤面后，表示“断无消极意”，且认为“此事吾人自应破釜沉舟”。萧担心的是，陈济棠这个“恶佬眼热要钱”，自“欲一手揽尽”，否则“多方阻挠”，因此建议：陈“果不来，则尤佳，渠不来，则不、香（李宗仁、白崇禧，作者注）亦足为之。一有办法，渠当要来求我，岂不甚善？”此段叙述根据下列两函穿插整理而得：《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6、7日，《函电稿》第10册第30卷，第25、26件。
    （102）《胡汉民致何世桢、陈中孚电稿》，1934年10月17日译发，《函电稿》第8册第25卷，第50件。
    （103）10月3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商议五全大会展期事宜，电称：“查此次大会虽格于党章规定，不能再展，然曩岁三全大会实际固照党章已逾期两年之久，始行召集，业有先例，本届大会去岁亦以陈（济棠）李（宗仁）等一电之请求，而延期一年，倘今年西南方面仍可正式申请，似以勉徇其意，继续展缓为最宜。但使党内党外咸知此举非出之中央，则各方当无可责难，将来彼辈亦无法反唇相讥。且开会早迟，于党国一切大计之进行，毫无影响，而不授以隙，则赖以安定人心，完成剿匪者所裨实多。”见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台北，1978年版，第105页。
    （104）《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15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10件。
    （105）《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15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7件。
    （106）萧致函胡称：“弟月来受时局之刺激，致患失眠病，每夜只能入眠三四小时，一日三餐仅恃糜粥，精神极其困惫……弟近感于国事及社会现状，忧闷已极，所以未即行者，徒以有先生在，且党国一线之生命尚未至〈未〉绝望耳。每宵入眠仅三四小时便醒觉，既不能读书消夜，复不能僵卧待旦。”《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17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33件。
    （107）《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17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33件。
    （108）《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22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16件。
    （109）《五全代会延期以后》，1934年10月29日天津《大公报》，“社评”，第2版。外电亦称赞有加，谓“中央政府此举，殊为聪明。因此项延期，可消灭粤方之不满，避免五全代会中提出特别问题，使胡汉民等一派人事之面子，得以保全。同时努力于调和冲突意见之工作，并使西南政务委员会寿命延长，如大会开成，该政委会势必取消。各政治家均认此时非召开五全代会之时，故此项延会，使有关系之政客，得稍告慰。故延会之举，京粤双方，殊表欢迎。”（《美学者谈西南近况》，1934年11月19日《北平晨报》，第3版。原文刊载在北平英文《时事日报》上，为美国“世界现势研究会”研究主任杨瓦特游粤后向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
    （110）《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10月20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34件。胡汉民、萧佛成、邹鲁等人在私下通信中，经常借用传统的“三国”政治资源，在某种意义上说，战前中央与地方间博弈可以说成是民国版的“三国演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政治文化现象。
    （111）《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20日，《函电稿》第11册第33卷，第34件。
    （112）《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22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16件。
    （113）11月8日，各省市代表前往执行部请愿，要求三件事：一、请开五全大会；二、贯彻齐、有电主张；三、代表要公推。见《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1月）8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9件。
    （114）《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1月）8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9件。
    （115）《胡汉民致萧佛成、陈融函》，《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10件。
    （116）《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5月）24日，《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16件。
    （117）《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3月）24日，《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18件。
    （118）《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30日，《函电稿》第10册第32卷，第2件。
    （119）《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11月3日，《函电稿》第10册第32卷，第3件。
    （120）《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0月）27日，《函电稿》第5册第15卷，第13件。
    （121）《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1月）13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48件。
    （122）《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1月）13日，《函电稿》第9册第29卷，第35件
    （123）《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1月）14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5件。
    （124）《胡汉民致陈融函》，《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16件。
    （125）《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1月）26日，《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41件。函中所列具体办法如下：“其一，由川籍中委在五中全会提请宁方移兵，专办川匪。其二，造成内外川人请愿运动，其办法则以非正式之方法出之。其三，应把握全国商人、工业家、银行界畏共与不愿内战心理，在津、沪各地造成请求移剿川共及防止内战运动，以督促宁方移兵剿办川共。”
    （126）《胡汉民手迹》，《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14件。
    （127）《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1月）26日，《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41件。
    （12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134页。
    （129）在胡汉民看来，均权之说“本由西南提出，本意并不如是。政本既定，乃可言法制形式”。见《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1月）28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4件。
    （130）《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1月）28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4件。
    （131）《一个最简单的先决问题》，1934年12月4日《香港中兴报》，“社论”，第1张第3页；《我们最低限度的期望》，1934年12月7日《香港中兴报》，“社论”，第1张第3页。
    （132）《胡汉民致陈融函》，《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0件。以函中“孙昨搭船”一语，判定其时间为12月9日。
    （133）《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4年12月5日，第173—174页。
    （134）《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2月）5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3件。
    （135）“真电”发表的前一日，李宗仁在会晤贵州省主席王家烈驻粤代表时，沟通双方意图称：“匪志在入川，绍兄（王家烈，字绍武，作者注）虽亲出防堵，然众寡悬殊，关于黔东方面仅可放弃，任其通过入川，只须注重南北两路防务，拱固省垣，藉免无谓牺牲”，“一方可与桂联”。见《广州俭良致王家烈鱼电》，1934年12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缩微胶卷，第66卷。
    （136）《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2月）15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6件。
    （137）《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2月）17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5件。
    （138）《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2月）18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7件。
    （139）《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2月）4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2件。
    （140）此段叙述根据（1934年12月）8日、9日胡汉民致陈融两函穿插整理而得，《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1件、第19件。
    （141）《陈融致胡汉民函》（1934年12月）10日，《函电稿》第10册第31卷，第12件。
    （142）《邹鲁致胡汉民函》，1934年12月10日，《函电稿》第10册第32卷，第30件。
    （143）《萧佛成谈宁粤合作问题告一段落》，1934年12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第2张第2版；《孙科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真正统一即和平》，1934年12月19日天津《益世报》，第1张第2版；《王宠惠昨由港抵沪谈，团结工作已达第三步》，1934年12月22日天津《益世报》，第1张第3版。
    （144）《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4年12月18日，第180页。
    （145）《胡汉民致陈融函》（1934年12月）17日，《函电稿》第6册第20卷，第25件。
    （146）《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5年11月16日，第508页。
    

责任编辑：楚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