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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泰的另一奏疏，则报告了麻布朋聚众反抗的事件。奏疏称窝泥人麻布朋等于路口，“劫杀行人、茶商，客众多被杀伤，各皆奔命。”土目刀正彦向普威营参将邱名扬等申诉，称起因是茶商、众客以重利盘剥窝泥，导致麻布朋等肆行劫杀。《滇云历年传》则称麻布朋等反叛，缘由是麻布朋所居之莽芝一带产茶，“商贩践更收发，往往舍于茶户。”有江西茶商淫麻布朋之妻，麻布朋杀之，传其辫发传示诸商，诸商乃相传被夷人盗杀。[62]邱名扬等领官兵约土目刀正彦同至茶山，“代为清算。”[63]刀正彦暗中煽动窝泥反叛，焚烧各寨堵塞路口，杀死官兵数十人，战端由此而开，并很快遍及六大茶山，众多窝泥被麻布朋等胁裹参加。面对清军的围剿与镇压，投降者跪称原是好百姓，被麻布朋等威逼反叛，“若不依他，便要烧要杀。”由麻布朋事件诱发的六大茶山动乱，成为清朝在车里、茶山等地改流的导火线。[64]雍正十年（1732），茶山又发生土千户刀兴国率众反抗的事件。起因是刀兴国不堪普洱府知府佟世荫的欺压，怨言中有“民力已绝，茶又归官”等语，反映出产茶地区官民的矛盾已甚尖锐。起事被提督蔡成贵率兵镇压。[65] 平定茶山夷人的起事后，清廷对可能导致动乱的夷汉纠纷事件，尤其是单身流民进入云南边疆，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乾隆二十年（1755），云南巡抚郭一裕奏：“滇省居民，夷多汉少，所谓汉人者，多系江西、湖南、川陕等省流寓之人，相传数代，便成土著。而挟赀往来贸易者，名为客民。其余蛮倮种类甚繁，数十年以来，沐浴圣化，极为恭顺，或耕或牧，熙熙皋皋，颇有太古风气。因其性愚而直，汉人中之狡黠者，每每从而欺之，伊等俯首帖服，不敢与较。虽前任巡抚、督臣俱经力为整饬，而此风尚未尽革。此急当整饬者。”[66]乾隆四十三年（1778），云贵总督裴宗锡的奏疏称：“倚邦、茶山一带产有土茶，例准商民采贩，”向归思茅同知管理。建议朝廷颁文思茅同知，令其于商人领票往返之时，稽查往来货物，并登记行商的人数与出境月日，回日缴票时按名核对，若逾期不回，即令该处土司严究。“永昌、顺宁二府，与缅酋接壤，惟封关禁市，为控制匪夷之要务，而捕逐江楚游民，又为肃清关隘之要务。”因永昌（治今云南保山）等处辑查既严，“（奸商）向普洱一路夹带走私，或只身游民私自出边，”因此成为官府防范的重点。裴宗锡奏请于各处隘口严查巡逻，“倘有奸匪出入，并只身江楚游民，立行拿解，由镇道报省查办。”务使“奸民私贩毫无隙漏可乘”。[67] 由于清廷加强管理，滇东南地区的社会渐趋安定，夷民得以安居乐业。乾隆五十二年（1787），云贵总督富纲的奏疏称：云南普洱之思茅等地，尤为极边紧要之区，自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初时或尚有野性未训，致有煽惑蠢动之事，今涵濡圣泽五十余年，多有薙发衣冠、读书入泮，其语言、服食与内地人民无异，余则尽属务农，非若从前之专以射猎打牲为事。”[68]乾隆五十九年（1794），云南守臣福康安奏报：云贵两省收成丰稔，粮价平减，“民情一律恬煕。腾越、普洱、开化等处边疆地区俱极安静。”[69] 由于具备较为安定、宽松的社会环境，普洱茶的生产得以持续发展，在云南成为举足轻重的产业。《滇海虞衡志》称：“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在全省各地，普洱茶成为随处可见的饮用茶。[70]雍正七年（1729），普洱茶被朝廷列为贡茶，至光绪三十年（1904）贡茶中止，普洱茶每年上贡长达176年。朝廷每年支银1000两采购普洱茶。据道光《普洱府志》卷八：“每岁除采办贡茶外，商贸货之远方。按思茅厅每岁承办贡茶例，于藩库铜息项下支银一千两，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每年运京的贡茶多达五六十箱，运茶队伍由云南府（治今昆明）启程，顺湖广驿路而行，经沾益、平彝（今富源）入贵州之境，过湖南、湖北、河南达北京，沿途由地方官府派兵勇及差役护送。[71]光绪二年（1876），朝廷为表彰倚邦衙门采办普洱茶有功，赐给“福庇西南”匾额一面。[72]至于在云南本地销售以及运销外地的普洱茶，也达到很大的规模。清代普洱茶的生产与销售，可说是长盛不衰。晚清时期在国际茶叶市场，中国茶叶遭遇印度等国茶叶的排挤，但普洱茶仍大量输出省外，输出的数量约占其总产量的1/2。[73]证明延至晚清，普洱茶一直保持了旺盛发展的势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