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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可否请您简单梳理一下海关资料研究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关系，其学术脉络大致如何？ 吴松弟：利用海关资料研究近代中国可以追溯至马士时期。马士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比较早的一位外国学者，他本人就是海关里面的洋员。马士之后，做此类研究的以费正清最著名，费正清在研究上深受马士学术的影响，他利用海关资料做出了一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海关内部有许多人做着同样的工作，魏尔特、艾约瑟等人其实都可被视作汉学家。 费正清之后，哈佛大学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像台湾地区最早使用海关文献做学术研究的林满红教授出身哈佛，她的研究方向与哈佛该领域的学术脉络有很多相似性。我总结了一下这些研究的几个共同点：首先，认为1840年后的中国确实变了，变是外力引起的，这是研究的出发点，用海关资料研究中国近代史也是基于此——因为外来因素引起当时的变化，才会关注进出口贸易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再由经济想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第二个特点，他们认为中国的变化离不开中国的内在因素，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是内外两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他提出“挑战”、“应战”也未脱离中国的内在因素；第三个特点是他们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无论其研究目的如何，他们基本上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文明的大国、古国，这个国度的传统非常强盛，传统并不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但也没有人说过这条路会平坦。这是国外学者利用旧海关文献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脉络及特点。 国内此前知道这个研究途径的学者鲜少，还不如民国时代的学者了解得多，比如郑友揆在上世纪50年代还出了一些相关书籍，但后来这个研究就中断了。国内研究的接续还得从改革开放之后说起，我们算是较早介入这个领域的一批学者，目前研究方向已经从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拓展到现代经济地理，现在看来这块领域的研究确实很有价值。 文汇报：目前对旧海关文献的运用很多都倾向于对历史的研究，那么对未来或对破解现实难题，这些材料有什么意义？ 吴松弟：海关史的研究和海关文献的利用，要和其他研究结合在一起，把研究的视野放宽，既要有多领域的研究，也要有长时段的研究，这类研究结果对于现实问题有着重要启示。 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角度来说，区域发展必定有先进的城市起着引领作用，认识到这点后就会清楚，制定一个区域的发展规划需要有所侧重，这就需要借鉴现代的经验教训；再比如港口的发展，我们的研究已经得出很多结论，港口的发展规模会受到腹地、周边地区经济水平的制约，在各地争建全国最大港口时，我们要思考其必要性、可行性，地方发展要遵循当地的整个历史发展规律，而这个历史发展规律不是短时段、二三十年就能看出来的，需要长时段的研究。而海关有一个系统的长期的记录，从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具有指导意义，对研究城市发展大有裨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