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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庄子》之结集，应不晚于战国末年。《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篇有“真人”一词，其对于“昔者先圣王”的描写，有类似《庄子·大宗师》篇对“古之真人”作描写以表达理想人格的笔意。这有可能是受到《大宗师》篇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吕氏春秋》“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藉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诞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虽仍有争论，但包括《先己》篇的《十二纪》成于“维秦八年”（《吕氏春秋·序意》）亦即公元前239年秋之前，学界是没有异议的。《淮南鸿烈》引《庄子》文更多。《淮南鸿烈》是汉武帝即位当年，即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由刘安献上的。刘安门人在利用已有成书之外，也还可能对《庄子》一书有所裒集。 其后，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附庄子传》中明确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篋》，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亢桑子”当为庚桑楚，“畏累虚”当为《庚桑楚》篇中所说“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一语中的畏壘山。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陆德明说，《汉志》所录“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经典释文·序录》）。余嘉锡说：“今《胠篋》在外篇，《渔父》《盗跖》《庚桑楚》在杂篇，而太史公皆以为庄子所自作。然则史公所见之本，必无内外杂篇之别可知也。刘向定著之时，始分别编次。”（《古书通例》）“凡一书之内，自分内外者，多出于刘向，其外篇大抵较为肤浅，或并疑为依托者也。”（《古书通例》） 陆德明说：“庄生弘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经典释文·序录》）对“后人增足”的情况，清人章学诚曾举例阐述曰：“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后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文史通义·文集》）因此，章学诚认为：“《庄子·让王》《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托；非伪托也，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尔。”（《文史通义·言公上》）苏东坡在《庄子祠堂记》中立论曰：庄子对孔子是“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然而，《盗跖》《渔父》给他的感觉，“则若真诋孔子者”。此外，《让王》《说剑》，又“皆浅陋不入于道”。由此，他要求去此四篇。苏东坡是将《庄子》一书视为庄周所作，才会产生此种“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东坡文集》卷三十六）的言论。苏东坡显然不了解先秦学术的衍生状态及其典籍的编集情况。 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明确提出，“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他说：“周、秦、西汉之人，学问既由专门传受，故其生平各有主张，其发于言而见于文者，皆其道术之所寄，……承其学者，聚而编之，又以其所见闻，及后师之所讲习，相与发明其义者，附入其中，以成一家之学。故西汉以前无文集，而诸子即其文集。”“周、秦人之书，若其中无书疏问答，自称某某，则几全书不见其名，或并姓氏亦不著。门弟子相与编录之，以授之后学，若今之用为讲章；又各以所见，有所增益，而学案、语录、笔记、传状、注释，以渐附入。其中数传以后，不辨其出何人手笔，则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云耳。既欲明其学有师法，又因书每篇自为起讫，恐简策散乱，不可无大题以为识别，则于篇目之下题曰某子：而后人以为皆撰人姓名矣。古书既多不出一手，又学有传人，故无自序之例。”余嘉锡所云“又各以所见，有所增益”，正是上引陆德明所曰“后人增足”者。至于陆德明以“渐失其真”一语来论定此种情况，则过于简单化了。在“后人增足”之中，正是有着一个学派的发展与变化。这是我们必须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 《庄子》的编集时间，由“门弟子相与编录之，以授之后学”的情况来考虑，应在庄周之后，即已有初步的编录。王充曾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论衡·书解》）赵岐亦曰：“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注疏·孟子题辞》）据此可知，汉代所存诸子之书是由秦代传下来的，因此，如本文开头所说，《庄子》一书在战国晚期即已大体成型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汉初行黄老之治，道家学说昌盛，这一时期，《庄子》文篇仍可能有所“增足”。 崔譔曰：“《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据此，在班固之时，《庄子》一书不仅已分内外篇，而且每一篇已经分章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