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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虽确认郭象抄了向秀的注，但他还是很肯定郭象此种做法的，称其“综合各家，集其大成……成为玄学发展的顶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4页）。称郭象的《庄子注》是玄学发展的顶峰的说法，忽视了玄学思想此后藉助于佛学资料的进一步发展；就《庄子注》本身而言，冯友兰的这一说法，抹杀了上文所述向秀在理论阐述上的原创与开辟之功。 中华书局版《晋书》在《向秀传》中“述而广之”后用了逗号，下连“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一语。不必细读其上文即可知，那个逗号应改为句号。也就是说，儒墨之迹鄙，道家之言盛的情况，是由上文所述向秀“发明奇趣”与郭象“述而广之”共同产生影响的结果。 冯友兰为郭象辩护还举了一项理由，他说向、郭“这两个本子卷数和篇数都不相同”（《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0页），这是意在划开郭象注本与向秀注本的关系。其实，郭象的注本，恰是在崔譔、向秀的本子上，如上文所说，增加了六篇而成的。寿普暄对此曾作过探索：“《释文》内、外、杂各篇，陆氏以司马、崔、向、郭诸家音义杂然并列，但可异者，外篇《天道》《刻意》《田子方》，杂篇《让王》《说剑》《渔父》六篇，于崔、向二氏音义一无所引。……且以此六篇与二十七篇相加，正为三十三篇，与现存之郭本洽合。若然，则此六篇者，即崔、向本所不著，而为郭象增添者乎？”（《由经典释文试探庄子古本》，《燕京学报》第二十八期）无论具体篇目是否确为这六篇，除了假设存在陆德明所见向秀注本已有散佚这种可能外，那么郭象注本必定是从司马彪、孟氏这一系列的《庄子》注本中选取了六篇，才能有三十三篇之数。由于篇目的增多，郭象将司马彪本分为内、外、杂篇的做法也一并引入，用以部划区类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郭象是从司马彪、孟氏这一系列的《庄子》注本中删减而成三十三篇呢？部分论者即持此见，以为他的三十三篇本就是对司马彪五十二篇本进行以意去取的结果。 我以为，此种可能性很小，因为既然郭象注窃自向秀，他自然是以向秀的本子为底本的。如果他是从司马彪、孟氏这一系列的《庄子》注本中删减而成三十三篇的，那么，不仅其注本的篇目会和向秀注本形成较大的区别，寿普暄所发现的那种情况就不可能产生，而且他所需要补注的篇目也要多得多。如是，则关于他的注窃自向秀的议论就不会传播得如此久远，人们只能说他的注部分窃自向秀。 一方面因为在注释上有所择别与丰富，另一方面也因为增加了六篇文章，并且采用了内、外、杂的分类，且不论其注释是否窃据了他人的成果，郭象的注本还是成为了一个超过向秀原注本的读本。即就内、外、杂的分类来说，就比内、外的分类更为细致，因为《庄子》篇目的增多本是由“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的结果。对于附益篇目的时代早晚的认识，是划分外篇与杂篇的依据。也就是说，内、外、杂的归属，总体上说是对于时代先后的判定；而所处时代的不同，正是后学思想变化的原因。 郭象的注本既然成为了一个超过向秀原注本的读本，那么向秀及其他人的注本就只有遭遇被淘汰的命运了。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原创者失传，而窃据者留名。文化传播的历史如我在《文学史新方法论》中所阐明的，乃是一种读解史，因此，它是不认人的，它只认被读解物亦即书的价值。而《世说新语·文学》的相关记载及其流传，甚至被写入正史，总算是给予了悲剧人物以补偿，也将窃据者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在充斥着明抢暗夺、诬陷压制的残酷的历史淘汰中，向秀其实还不算是过于不幸。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国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