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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篇章的增足是一种附益，而传、注、疏的产生则是另一种附益。《晋书·郭象传》说，在向秀之前，“注《庄子》者数十家”。然而，《经典释文·序录》所列注释本却只有以下几种：崔譔注10卷27篇，其中内篇7、外篇20；向秀注20卷26篇（一作27篇、一作28篇），亦无杂篇；司马彪注21卷52篇，其中内篇7、外篇28、杂篇14、解说3；郭象注33卷33篇，其中内篇7、外篇15、杂篇11；李颐集解30卷30篇（一作35篇）；孟氏注18卷52篇；王叔之义疏3卷；李轨音1卷，徐邈音3卷。 要而言之，《庄子》的注本有两个系列：一是只有内、外篇的，一是分为内、外、杂篇的。至于这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即前者是否为后者之节选，又或两者都是司马迁所见的“十余万言”之节选，现在已经无从论定。此外，我们对李颐集解本有多少篇，其与司马彪本、崔譔本、郭象本的异同，也毫无所知。我们所能推知的只有向秀本与崔譔本，郭象本与向、崔、司马本的关系。 向秀的注本应该用的就是崔譔的注本。《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曰：“秀本传或言秀……唯好庄子，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云。”这是说向秀在崔譔的注本上更益以阐释。对于向秀本篇数有三种的问题，王叔岷的解释是：“考释文叙录载崔譔《庄子注》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盖兼其未竟之《秋水》《至乐》二篇而言。《世说·文学篇》，《晋书·郭象传》，并言向注《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卒。）”（《庄学管窥·庄子向郭注异同考》）这一说法，虽只是一种推测，但可以参考。 《晋书·郭象传》称：“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晋书·向秀传》亦曰：“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为之隐解者，即解其隐义也。刘孝标所引《秀别传》曰，向秀“后注《周易》，大义可观，而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未若隐《庄》之绝伦也”（《世说新语·文学》）。“隐《庄》”者，即《晋书·向秀传》所谓“为之隐解”也。冯友兰将此“隐”字解为“隐括”（《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3页），并不恰当。向秀注本既然意在论其旨统，解其隐义，自然篇幅增大，这是他的注本比之崔譔注本，多出十卷的原因，因为每篇的解释多了，分卷就要细一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