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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郭象的《庄子》注释是否窃自向秀，这在《庄》学史上，乃至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件大公案。杨明照先生缕述曰：“郭象《庄子注》窃自向秀之说，始于《世说新语·文学篇》，《晋书》遂著之于传，而高似孙《子略》，王应麟《困学纪闻》，焦竑《笔乘》，胡应麟《四部正讹》，谢肇淛《文海披沙》，陈继儒《续狂夫之言》，王昶《春融堂集》，袁守定《佔毕丛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简明目录》，陆以湉《冷廬杂识》，复相率承之无异议。疑之者则滥觞于钱曾《读书敏求记》；王先谦《庄子集解》，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亦先后为之辨白。然皆铸词简阔，弗之详论也。近人刘盼遂乃作《申郭篇》，证以三事，冀雪覆盆；若子玄沈冤，可洗于千载之下焉者。”（《学不已斋杂著·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杨先生自述，对兹案“久入胸次”，乃“弋釣子期解义之见存者，与郭注类聚并列”（《学不已斋杂著·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加以比较，向秀解义存而郭象没有相应注释者凡三十七则不列入。比较的结果是：在总计八十九则中，“其与郭注同者四十有七，近者十有五，异者二十有七。辜榷较之，厥同踰半”。杨先生又说，刘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于《世说》纰误之处，多所纠弹，此独存而不论”；“张湛训解《列子》，向、郭并采，而所引向注，与今行郭本互校，十符其八。”杨先生的结论是：“《世说》所载，信而有徵。”“子玄少有才理……。盖见子期所为解义，穷究旨要，妙析奇致，欲贪其功，以为己力。遂掠美因善，鸠居鹊巢，补阙拾遗，茑施松上。纵曾自我作故，要亦因人成事，与何法盛之剽郄绍，宋齐邱之攘谭峭，不过薄乎云尔，存心固无以异。”（《学不已斋杂著·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 《四库全书总目》曾对比向、郭注，驳斥钱曾《读书敏求记》之谓“世代辽远，传闻异词，晋书云云，恐未必信然”之说，并诘问道：“钱曾乃曲为之解，何哉？”王叔岷对此公案也很感兴趣，亦著有专文，他右袒钱曾说“不得斥钱氏之说为曲解也”，其理由为：“今据《庄子释文》《列子注》及他书所引，详加纂辑，得向有注郭无注者四十八条，向郭注全异者三十条，向郭注相近者三十二条，向郭注相同者二十八条，列此明证，然后知郭注之于向注，异者多而同者少，盖郭虽有所采于向，实能推而广之，以自成其说者也，……妄加剽窃之名，诚诬人也！”（《庄学管窥·庄子向郭注异同考》）王叔岷意在为郭象洗脱恶名。然而，王叔岷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向有注、郭无注者四十八条，应该像杨先生那样，不列入。下余六十条，全异者三十条，相近、相同者六十条，占三分之二。因此，郭象的窃名还难以洗脱。 冯友兰所持的是另一种理由是：“若说抄的话，郭象不仅抄向秀，而且抄嵇康，还抄司马彪。”“他的《庄子注》用后来的说法，应该称为‘庄子集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3页）“集注”的说法是欠妥的，因为集注是需要一一标明原注者姓名的，并且这一说法还模糊了郭象的《庄子注》基本上窃自于向秀的事实。 冯友兰引《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一语中的“应”字，为“隐”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2页），明显不符合原文，冯友兰未交待所据为何，亦不知是冯友兰误记，抑或是有意改动？事实是，冯友兰恰恰由此作出了错误的推论：“向秀的《庄子注》可能来源于崔譔的《庄子注》。‘隐’是隐括的意思”（《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2页）。 这是为了替郭象窃取向秀注辩护，而诬向秀的注亦窃自崔譔。王叔岷就说得很明白了：“释文音义中所引崔向本正文相同（与郭本异者）、注文相同之例亦甚多。盖向秀亦本崔譔之义，述而广之，与郭象本向注述而广之者实同。”（《庄学管窥·庄子向郭注异同考》）看来冯友兰、王叔岷对上引《晋书·郭象传》“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一语的理解是相当不够的。“旧注”与“解义”相对，显然“旧注”指的便是训释音义、标出异文之类，如果崔譔的《庄子》“旧注”有大量的义理阐发，则向秀再作“隐解”，就只能说是于旧注外“别为解义”，不能说是“而为解义”了。王叔岷忽视了向秀的主要贡献在于“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在字句训释上，向秀承袭崔譔注的情况是存在的，故刘孝标注称向秀“聊应崔譔所注”也。“应”乃“因”之借字。“应崔譔所注”者，即谓因承、沿用、依托崔譔所注本是也。问题在于向秀为人所称道的是“解义”。因为有这样一种开辟性的工作，因此，他在训释上的承袭，便不为人所计较了。故王叔岷“独加郭象以窃名，不亦冤乎”的话，是对向秀的贡献不了解的类比之词，也就是说，王叔岷未能明白“旧注”与“解义”之区别。 冯友兰又说：“郭象注可以包括向秀注；向秀注不能包括郭象注。所以唐朝以后，向秀注和其他魏晋人的注都失传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4页）这话是对的，但需要补充的是，阐述的原创性是属于向秀的，“解义”亦即理论阐述的方向是向秀开辟的。《晋书·向秀传》称向秀“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郭象传》也说向秀“妙演奇致，大畅玄风”。上文已述，《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述了《秀别传》称向秀“隐《庄》绝伦”的话。此外，他还引《竹林七贤论》说：“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世说新语·文学》）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向秀注出现时，曾给读者以强烈的新鲜感以及提升了精神境界的满足感。 然而，《晋书》又是如何说明郭象注本成书情况的呢？《郭象传》沿用了《世说新语·文学》关于郭象窃向秀注“以为己注”的意见，而《向秀传》也只是说：“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所谓“述”，即是说他的注大多是对于向秀注的复述，或曰叙述，包括直用与化用。而所谓“广”，则有三层含义：一是他的注中还包括了向秀以外的其他人的注释，二是他自己也作了一些论述上的展开，三是篇目上增加了六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