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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举出一个更早的例子。宋代流传有一套历史地图集，即税安礼的《历代地理指掌图》，这套地图集虽然绘制得不太精确，但内容极为翔实，直至明代都被大量引用。不过在南宋吕祖谦编纂的《十七史详节》和南宋陆唐老撰的《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等著作中收录了10余幅内容和轮廓极为相似的历史地图，可以推测这些地图应当来源于同一套历史地图集，只是原本目前已经散佚。从绘制内容来看，这套图集绘制得极为简略和抽象，但是这套地图集同样具有广泛影响力，如其中的“五代分据地理之图”就出现在5部著作中。更有甚者，明代黄道周的《博物典汇》中收录了一幅与这套历史地图集轮廓相同的一幅“大明一统图”，显然这幅地图是明代某位人士以这套历史地图集的轮廓为基础填充明代的内容而成的。 而且，通过统计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古籍中，极少出现新的地图。比如在经部春秋类中，关于春秋时期的历史地图，直至明代基本使用的都是《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春秋列国之图”。在关于《诗经》的著作中，直至明代主要流传的依然是宋杨甲撰、毛邦翰补的《六经图》中的“十五国风地理图”。在关于《禹贡》的著作中，同样直至明末使用的基本是《六经图》“禹贡随山浚川图”以及宋代《历代地理指掌图》中与此有关的一些地图。 地图除了其本身所反映的地理要素和地理空间之外，其研究价值更在于其背后隐藏的内容。如成书于南宋末年，在宋元时期广泛传播的民间日用类书《事林广记》中收录的全国总图——“大元混一图”。从图名来看，这幅地图应当是一幅元代的全国总图，不过地图南半部分的政区，虽然名义上是各种“道”，但从政区名称来看，基本上是南宋的十六路；北半部分在长城之南，除了秦凤道之外，基本上是金代设置的路。长城以北的会宁道、咸平道、东京道、北京道也都是金代的路。比较特殊的是上都道以及更北字迹模糊的“□□道”，并不为金代所有。此外，地图的西侧还绘制有西夏。因此，从绘制内容上来看，这幅地图应当是一幅南宋、金、西夏时期的全国总图。目前《事林广记》留存至今的较早版本，即元至顺间（1330年—1333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中收录的这一地图的图名都是“大元混一图”；但较晚的版本，即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刻本中这一地图的图名为“华夷一统图”，而这一版本实际上是根据元泰定二年（1325年）本翻刻的，因此与上述几个版本相比可能更接近于最初的版本，且“华夷一统图”中的政区依然为“路”，即宋金时期的政区名。因此可以认为，该图很可能是《事林广记》后续各版本中收录的全国总图的祖本，且原图名很可能就是“华夷一统图”。 如果仅仅将这幅地图的演变过程看作中国古代缺乏版权意识和存在造假现象，还只是局限于现象的表面，我们还可以继续深挖下去。《事林广记》在宋元，尤其是元代存在多个版本，流传范围十分广泛，而且其所针对的对象应当是当时有一定读写能力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不仅如此，元代还存在另外一部有着众多版本、流传颇广的类书——《翰墨全书》，其中的“混一诸道之图”与“大元混一图”一样，也是使用一幅南宋地图改造的，且从书名“翰墨全书”来看，其对象显然也是至少有一定读写能力的中下层知识分子。那么问题就来了，从地理要素来看，“混一诸道之图”和“大元混一图”的造伪水平非常糟糕，因为其造伪的方式是对当时最高地方行政区划的篡改，就好比今天的书商将一幅宋朝地图改造为现代地图时，将其中的路改为了省，稍有常识的人都能轻易辨别出来。不过，在元代这两部类书中，如此拙劣的造伪在后续的版本中长期存在，似乎说明当时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的政区可能是不太了解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