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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敦煌藏经洞发现物是佛寺供养物具、学习文化用品、当时的稀罕物，是有实用价值的物品。选择在藏经洞存放和处理这些物品，是根据寺院处理佛经卷和佛教用品的规矩，为了后世弘扬佛法，为了抄写经人的功德和珍惜字纸而寻找的安静、平安、干净的理想之地。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禄和雇员在清理莫高窟16窟前积沙，休息抽烟时，把用于点烟的芨芨草，随手插在16窟北壁甬道画有壁画开裂的墙壁上，发现越插越深，像没底一样。敲打墙面，感觉里面是空洞的，随后就剥开了墙皮，没想到壁画后面有一个暗窟，内藏有上迄魏晋下至唐宋的古代遗书、佛经、法器、绢画、粉本、木雕等物品5万多件。 这些发现物，在1900年至1910年的最初10年间，并没有引起清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只是被当作古代佛教寺院用物和民间俗用品遗物看待，不知其贵重。所以，有的被王道士当作礼品送给官府或绅士，有的作为化缘物用来修建道观和石窟，有的被地方政府和官员私吞，有的被古物爱好者收藏。 直到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这批发现物潜在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被发现后，这些发现物的命运才发生了根本改变。但是，其中大部分精华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外国人从王道士那里，处心积虑地采取坑蒙拐骗的手法攫取到手后，全部运往国外。1910年，清政府将剩余的8000余件经文和古写本，用6000两白银悉数购得，最后运至北京收藏。 古代历史的补充依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变革的时代是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时代，也是重新建立一种全新文化和知识系统的时代。“在国际范围内，近代考古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在这个时代，伴随着地理新发现以后的到处开拓，人们已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社会思潮活跃更使人们奋力寻找真理而充满着探索激情……寻找一种认识世界的新的基本原理的精神，正弥漫于那个时代。”（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敦煌千年开凿连续不断，洞窟规模宏大、高低错落有致，像蜂房一样的石窟寺庙群，包括有石窟寺庙内45000多平方米五彩缤纷、栩栩如生、绚丽多彩、精彩绝伦的壁画、彩塑和建筑，以及藏经洞内发现的5万多件佛经和文书。正是这些没有经过人为梳理和加工过的原始资料，真实反映了古代敦煌地区人们生活的原始面貌，诠释出当地百姓和东来西往的商贾、僧侣、戍边屯田的军人、使节及达官贵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在那个时代，莫高窟是人们祈求幸福的宝地，是精神得以寄托和安慰的理想场所，还是人们净化心灵、抑恶扬善的精神家园。 近百年来，由于现代西方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的引进，敦煌石窟艺术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成为语言文字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艺术理论、社会学、绘画、雕塑、建筑等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和考证古代中国真实历史的补充依据和可以借鉴的历史资料。 但是，这些发现物究竟是珍藏品还是废弃物？是有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料，还是佛寺用物、供奉品或不入流的民间字纸和俗物用品？敦煌学界一直以来有不同的认识和说法。由于时代的变迁，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背景想当然看问题。只有把这些发现物放回原来的时代，站在同时代人的立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看待和处置这些物品的方法，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考量、评价和定位它们的功能及用途，才能辨别它们的实用价值和研究价值。因为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有研究价值，有研究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有实用价值。想当然随意拔高和贬低这些发现物，把它们神秘化或庸俗化都不是科学的态度，这个问题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物的表述中非常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