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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 自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的30多年间，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与现代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对接的过程中，“随着中国自己的学问，‘国学’转换为各门具体学科，学科化的中国学问开始纳入了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尽管民初关于‘国学’的理解曾引起重大的争论，但西方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已成历史大潮，无法阻挡”。（《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而敦煌藏经洞正是在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和学术体系与现代知识系统和学术体系对接与转换过程中被发现的。 早期敦煌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向达、王重民、贺昌群、黄文弼、常书鸿等，也是这个时期前后受过新学教育和出国学成归国的部分学者，是他们筚路蓝缕，用现代历史学、考古学的方法和标准，判断、搜寻、整理和研究着我国的古代文献和历史，推动了敦煌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敦煌藏经洞发现物的价值，随着我国传统文化转型和现代知识分子回国后整理、搜集而逐步认识和不断提高。所谓“敦煌学”这一称谓也是陈寅恪于1930年才提出的。 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学界对遗书价值的认识是逐步由传统到现代，渐次深化的。在老派学者的眼中，敦煌遗书中只有那些经史子集要籍的佚文佚注、早期版本才是最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秉承了乾嘉学派的学术取向和学风，对于考据经史要籍的字词含义有着浓厚的兴趣”。（《敦煌话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版） 至此，判断敦煌藏经洞发现物的价值演变过程，除了传统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的价值定位因素外，还有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对接、转型等因素。只要我们本着一颗平常心，客观地把它们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界定清晰，定位准确，这些发现物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究竟有什么价值，起什么作用，不言自明。所以，随意拔高或贬低这批古代文献资料和敦煌石窟艺术的做法，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探求客观真理的研究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