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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系年》所见宋国史事初探(2)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中国社会科学网 代生 参加讨论

     
    二、华元弭兵的真实性
     
        长时间的争霸战争,使得各国“疲惫不堪”,尤其是春秋中期,晋、楚争雄几十年,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而居于两国之间的宋国、郑国被卷入争霸行列,饱受蹂躏,丧失了独立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只能唯强是从,摇摆于晋楚之间。于是,在各国之间产生了企盼和平的要求和行动,表现之一就是《左传》成公十二年的弭兵之盟:
    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 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
    《左传》这一记载不见于《春秋》,故而许多学者提出了质疑。如唐人赵匡认为“此若实事,则无不告诸侯之理,经不应不书”,宋人刘敞也认为“《传》之言未足信也”。当然也有持不同意见者,清人王琰等所撰《春秋传说汇纂》指出:“西门之盟,《左氏》备载此事,而不见于《经》。……然若果无此盟,则郤至与公子罢交相往来,何以历历如绘耶?盖晋、楚为成,《春秋》恶之,故圣人削而不书耳。”顾栋高总结诸说,认为古人对弭兵之事的怀疑原因在于《春秋经》的地位在古代远高于《左传》,“学者宁信《经》而疑《传》”。[5]细读顾氏《春秋大事表》可知,其中录引的赵匡等人的言论,多有对“三传”的批评责难,原因即是与《春秋》记载不合。
    清代学者刘逢禄、崔适、现代学者如徐连成先生[6]也有专门研究,同样认为这次弭兵之会不存在,疑古派的代表顾颉刚先生也有探讨:
    晋、楚两大国结盟,彼此停止军事行动,是春秋时代缓和紧张局势的极重大的转化,鲁国又是一个重要的二等国,为什么成十二年的一回,他们竟不征召鲁人来会盟?为什么鲁史官又会熟视无睹,竟不在《鲁春秋》上记载这一笔?其实,我们只须把传说变化的规律认识清楚,便可以知道一件事很容易扩大成几件事,一个人也会分化成几个人,只是这件故事的主题是不会轻易变化的。《左传》这书,本是集合各国史官记载和当时的口头传说而成,真假参差,我们必须考而后信。当战国时从事编纂春秋史的时候,向戌发动弭兵的史实,在人们的口头已经转化而为传说,在这个传说里,宋人合晋、楚之成的主题是不变的,宋西门之外的结盟地点也是不变的,可是弭兵运动的发起人则向戌已分化而为华元,晋执政的赵武也分化而为士燮,楚令尹子木也分化而为子重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是宋向戌合晋、楚之成,口头的传说则是宋华元合晋、楚之成,《左传》的原作者不加别择,文字资料和口头资料一齐收罗,那就弄得真赝杂糅,淆乱了实际的历史。[7]
        这是顾先生在讨论周初“三监”问题时,为论证史事的“真实与分化”而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认为所谓华元弭兵的说法实际上是后人将向戌弭兵的事情加以改造而形成的,这一论断与他探讨孟姜女故事的形成颇有相似之处,同时也以此来讨论周初“三监”史事。这种史料辨别方法可看作古史辨派 “古史层累说”观点理论模式。
        事情是否如此?幸运的是,《系年》第十六章记载了此事,兹俱引如下:
    楚共王立七年,令尹子重伐郑,为泛之师。晋景公会诸侯以救郑,郑人止郧公仪,献诸景公,景公以归。一年,景公欲与楚人为好,乃脱郧公,使归求成。共王使郧公聘于晋,且许成。景公使籴之茷聘于楚,且修成,未还,景公卒,厉公即位。共王使王子辰聘于晋,又修成,王又使宋右师华孙元行晋楚之成。明岁,楚王子罢会晋文子燮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曰:“弭天下之甲兵。”明岁,厉公先起兵,率师会诸侯以伐秦,至于泾。共王亦率师围郑,厉公救郑,败楚师于鄢。厉公亦见祸以死,无后。
    《系年》纪事,如李学勤先生所说“有些像所谓‘纪事本末’”[8],上述记载就涉及《左传》成公七年至十七年的史事,跨度十多年。可以看出,《系年》作者将该段历史融会贯通,交待了这次弭兵的来龙去脉:晋景公欲与楚人结好,“乃脱郧公”,然后是多次的晋、楚使者往来“为成”、“修成”,这些记载与《春秋》经、传可相佐证,无疑是真实可靠的。接着《系年》明确道出“楚王子罢会晋文子燮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曰:‘弭天下之甲兵’”,虽然《系年》成书于战国,却不能作为支持顾氏“战国时从事编纂春秋史的时候……弭兵运动的发起人则向戌已分化而为华元”说法的证据,如学者所论,《系年》有独立的史料来源,不可能“也是”将“文字资料和口头资料一齐收罗”。还需要指出的是,《左传》认为弭兵是华元利用与楚令尹和晋卿的友好关系“主动”撮合晋楚两国的;《系年》在梳理了相关背景后指出楚“共王使王子辰聘于晋,又修成,王又使宋右师华孙元行晋楚之成”,可见弭兵活动是应楚国的要求,华元不过是一个“中介”而已。《系年》没有特别突出华元的功劳,根本谈不上所谓“发起人”,而顾先生为了论证《左传》晚出,强调弭兵“发起人”的分化而导致史实的分化的设想是不能成立的。华元弭兵的活动还应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顾颉刚先生对《左传》成书年代一直有所怀疑,出土文献证明他的这种疑虑是多余的,如李学勤先生强调“如果今天还有人怀疑《左传》是后人伪作的话,《系年》简有些话语都与《左传》相同或相似。当然,也有不少地方可补正《左传》以及《史记》。”[9]顾先生的议论学者已经指出是过多的使用了“默证法”,[10]近年来,大量出土文献公布,也为我们揭示了某些具体史事的“真实面目”,《系年》所载华元弭兵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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