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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国时代宋国的内忧外患 《系年》第二十章至二十三章为战国史事，李学勤先生指出：“《系年》的战国早期部分，由于传世文献缺乏，《纪年》也没有留存，尤其珍贵重要，所记的好多大事，是古书里没有或语焉不详的。”[11]因此《系年》对于战国史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四章虽然仍以三晋与楚的关系为主线记载，但许多事件都与宋国有关，依据这些资料，可以探讨战国时代的宋国历史。 《系年》原文较为繁琐，不再转引，这里只扼要介绍相关内容：第二十章记载因越与晋国交好，于晋幽公四年，两国再次共同出兵攻打齐国。晋人从齐国的西北方向进攻，而越国带领宋国出师，败齐师于襄平。第二十一章叙述了因宋而产生的楚、晋战争。即位不久的宋悼公朝楚，并以国内司城消弱公室告之，于是楚王命人率师入宋，平定内乱，同时帮助宋国修筑黄池、雍丘等要塞，引起了三晋的不满，于是出兵攻打宋地，败楚师。第二十二章介绍了楚声王元年，三晋会诸侯讨伐齐国，所会诸侯有越国和宋国等。但宋悼公死在了前往会盟的路上。由于国丧宋国没有参与伐齐，此役见于  羌钟铭文，不过继位的宋公田在三晋伐齐后参与了朝拜周王的事件，确立了三家分晋的史实。第二十三章是因郑发生的楚、晋冲突。楚声王四年，宋公田和郑伯共同朝楚，楚人率宋人修筑榆关，帮助郑人，再次引发了晋、楚的战争。这四章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宋国史有重要价值。先看外交方面，从《系年》最后四章来看，战国早中期，越国实力较强，控制了泗上诸侯，但与齐为仇，多次联合晋国出兵攻齐，宋国作为小国，受人胁迫，只能追随越国。伐齐行动中，宋参与了两次，另有一次因为宋公卒而未参与。而齐国在这几次战斗中均以惨败告终，由于三晋仍旧强大，齐国田氏在代齐上仍依赖三晋。小国宋多次参与伐齐，虽然取得胜利，但在齐国重新壮大后，宋国成为齐国日后报复的首要目标，《战国策》就记载了齐多次讨宋的事情。 第二十一章是因宋朝楚、楚帮助宋而引发了晋楚争宋的战争，应该说是春秋晋楚争霸的延续：刚继位不久的宋悼公和宋公田朝楚，文献未载宋国是主动还是被动朝楚，不过《吕氏春秋·慎势篇》云：“庄王围宋九月，康王围宋五月，声王围宋十月。楚三围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时止矣，凡功之立也，贤不肖强弱之乱异也。”陈奇猷先生说：“此事亦不载于史册。据《史表》，楚声王相当于宋昭公之末，悼公之初，则此宋昭、悼时事也。”[12]按，根据《系年》可证《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有误，楚声王元年时宋悼公即死，声王在位时间不长，因此“声王围宋十月”发生在宋公田时期。《系年》载宋公田与郑伯在声王四年共同朝楚，所以声王围宋当在此前，于战败之后被迫朝楚，并参与劳役帮助郑国筑城。 再看宋国的内政问题。如前所述，由于诸侯国卷入无休止的争霸战争，在内政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如春秋中期以后卿大夫权力膨胀成为君权的重要威胁。宋国也不例外，《系年》说“楚简大王立七年，宋悼公朝于楚，告以宋司城  之约公室。王命莫敖阳为率师以定公室。”这里的“约公室”，即是消弱公室力量，体现的是宋国卿权势力上升而威胁君权。其实宋国公室受到消弱的现象早已有之，《左传》成公十五年就记载了宋司马“弱公室”的事情：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大宰，鱼府为少宰。荡泽弱公室，杀公子肥。 可以说，春秋晚期以来，宋国在内政方面的冲突主要是公室与诸大夫之间展开的。这一时期，在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应该是司城：司城本叫司空，因宋武公名司空，故避讳改司空为司城，即《左传》所云“宋以武公废司空”（桓公六年）。苗永立博士指出，司城本来位居六卿第五位，后来“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位卑而执国政，这与乐喜的贤德有很大关系。[13]乐喜的这次任职，提升了司城的地位，表现在春秋末年“司城为上卿”（《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到了战国中期，皇氏子罕成为司城，执掌国家之政，遂“逐其君而专其政”。清华简《系年》载补充了春秋时代到战国中期司城地位特点的缺环，《系年》载“司城  之约公室”，这里制约公室的不再是掌握兵权的司马，而是司城。由此可见乐喜之后，司城可能变成了“为政”之臣，并逐渐位居上卿，最终成为名正言顺的国政执掌人。这是宋国官制结构的突出变化，体现了宋国内部政治斗争的激烈性。综上可知，宋人截杀申舟而被楚王侵伐的事件可能并非“假道”与否这么简单，《系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事实真相；同时还确定了华元弭兵之盟的真实存在；补充了大量战国时期宋国的资料，对我们研究宋国历史有重要的价值。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华简<系年>与东周国别史研究》（16CZS036）、山东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项目《儒家元典新证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5BZBJ13）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以下所引《系年》原文尽量使用通行字，只列整理者所加章节，不注页码。 [2]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5-366页。 [3] [12]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00、1121-1131页。 [4] 按《系年》第五章即有“息妫将归于息，过蔡”的记载，可见“过”与“假路”的区别。另，在2013年本单位研究生课程讨论时，张启珍提出《系年》“假路于宋”前或遗漏“不”字，亦有可能，但尚待证实。 [5] 以上诸说引自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2374页。 [6] 徐连成：《春秋时代“弭兵之盟”考》，《山东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 [7]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下册，中华书局，2011年，第625-626页。 [8] [9] [11] 李学勤：《初识清华简》，中西书局，2013年，第161、159、159页。 [10] 张荫麟先生针对古史辨派的这种倾向提出：“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见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1页。 [13] 苗永立：《周代宋国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6月，第152页 （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