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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名作曾巩《局事帖》在嘉德春拍会上以2点07亿成交，引发了诸多关注，也显示了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文化魅力。而早在2009年第二次拍出上亿天价赚足人们眼球时，《局事帖》便开始吸引学者研究涉帖相关问题，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刘琰之《曾巩〈局事帖〉再考证》（《收藏家》2010年8期）、崔怡《忽忽三载悠悠千年：曾巩〈局事多暇帖〉关键点再考》（《中国美术报》2016年3月21日）等对《局事帖》所涉及的内容、性质、字体、作者生平、作品背景、用纸、写信对象、流传过程等，都做了有价值的探讨，解决了一系列相关问题。但是，上述专家所谈仍有一些误区和盲区值得进一步探讨。 《局事帖》认识误区之一是有关该件两面文献形成时间的先后问题。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局事帖》是一件纸品双面文献，即一面是作为写本文献的《局事帖》本身，另一面是作为印本文献的《三国志》残页，朱绍良先生更进一步指出为《三国志·魏志·徐奕传》卷二十第十页残纸。那么两面文献的形成时间孰先孰后，是写本文献的《局事帖》形成在先还是印本文献的《三国志》在先？书画学界、收藏学界的主流意见多认为先有印本文献《三国志》，后来曾巩在《三国志》的散页背面写下《局事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先有写本文献《局事帖》后有印本文献《三国志》，《局事帖》属于公文纸本古籍《三国志》的残页。笔者基于多年研究古籍公文纸背文献的经验，支持写本文献在先印本文献在后的观点。这需要从宋以后公文纸本古籍的总体情况谈起。 所谓公文纸本，在版本学界和目录学界通常称为公文纸印本，也称公牍纸本、文牍纸本、官册纸本等，专指宋元明时期利用官府废弃的公文档册账簿和私人书启等写本纸背印刷的古籍，亦即古人利用公私废旧纸张背面印刷的古籍印本。因此，公文纸印本具有正面为古籍刻本内容，背面为原始文献内容的双重价值（亦有称公文档册账簿一面为正面，刷印古籍的一面为背面的），相对于一般古籍更为珍贵。现存的公文纸印本最早为宋代，元明时期相对较多，清代很少见。国内率先对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文献专门进行整理的首推199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上海博物馆编的《宋人佚简》。该书即为宋公文纸印本王安石著《王文公文集》的纸背文献。笔者自2007年开始指导研究生对《宋人佚简》进行整理研究，主编《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据笔者掌握的信息，现存的宋代公文纸印本古籍海内外仅有11种，不到全部宋刻本总数的1%，其中中国大陆八种，分别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新定三礼图》《集古丈韵》《三国志》《洪氏集脸方》《花间集》，南京图书馆收藏的《云仙散录》《欧阳先生文粹》，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王文公文集》；台湾2种，为“中央图书馆”收藏的《李贺歌诗编》和《北山小集》；日本1种，为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白氏六帖事类集》。这11种宋代公文纸印本古籍，笔者目验过的有《集古丈韵》《三国志》《洪氏集脸方》《花间集》《云仙散录》和《王文公文集》。这6种古籍纸背文献无一例外均为公私文书的残件，均为将原来的公私文书裁切之后用来印书，因此纸背保存的公私文书绝大部分都有残缺。此外，《新定三礼图》《欧阳先生文粹》《李贺歌诗编》《白氏六帖事类集》和《北山小集》五种笔者虽然没有目验，但据汪桂海《宋代公文纸印本断代研究举例》一文介绍，《新定三礼图》“以公文纸刷印，今纸背公文尚残留部分文字”（《文献》2009年7月第3期）。据此推断，《新定三礼图》与笔者目验的6种一样，纸背文献也都是公私文书的残件。尝鼎一脔，余味可知，其他几种纸背文献也应不外乎公私文书残件之类。宋代公文纸印本古籍既然正面文献完整而背面文献残缺，这毫无疑问说明背面的公私文书是时间在先的一次文献，正面的古籍内容是时间在后的二次文献，那么，这也可以说明，作为双面文献的《局事帖》与其他11种宋代的公文纸印本古籍一样，必然是写本文献《局事帖》时间在先的一次文献，而印本文献的《三国志》为时间在后的二次文献。换言之，先有曾巩的写本文献《局事帖》，后有印本文献的《三国志》，《局事帖》是利用废纸印刷《三国志》的众多公私文书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