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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三方携手 目前，吐鲁番文书还在不断出土。李肖谈到，每一次新出土的文书都会推动吐鲁番研究的向前发展。历史上，吐鲁番地区很多用语和习惯与中原地区有所差异，加之出土文书碎片化，给研究带来一定困难。但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海内外收藏的吐鲁番文书大量公布，检索工具的智能升级也为文书整理、缀合提供了方便，研究成果实现了共享，研究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 对吐鲁番文书进行分类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困难的工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雷表示，当年唐长孺先生带领大家按照墓葬分类，对吐鲁番文书进行科学整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谈到，近年来，吐鲁番新出土的资料和文书使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者不应满足于仅仅对文书本身的研究，而应着眼于当时的历史状况，并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以此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王启涛认为，由于过去的整理范式不同，特别是各国的整理标准不一，加之以前吐鲁番文献整理和研究中往往缺少语言文字学者的参与，导致文献中俗字、俗语词、术语词未得到全面系统的识读，影响了研究的严密性。在他看来，在文史研究中，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是“三套马车”。“唯有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三方携手，才能共同完成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和传承工作。”他说。 由于历史的原因，除中国外，吐鲁番文书还收藏在日本、德国、俄罗斯、美国、土耳其等许多国家，王启涛告诉记者，这些国家不只是吐鲁番文书收藏者，也是吐鲁番文书整理和研究者。中国学者应进一步加强与国外学者的深度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段丹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