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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官方档案和其他私人史料相比，日记史料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比较独特的价值。晚清日记蕴含着丰富的宝藏，其中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翁心存《翁心存日记》被誉为“晚清五大名日记”。这些日记成于知名学人和官员之手，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记事范围广泛。其他人的日记，例如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董文涣《岘樵山房日记》、何刚德《春明梦录》、那桐《那桐日记》等，也记录了晚清社会文化某方面的情态。以上日记的主人大多曾在翰林院或各部任职，参与编纂各种官修史书，熟悉史馆制度的利弊得失。这些日记保留了史馆修史过程中全面系统、生动具体的细节和势态，也留存了大量官修史书成书后各方的反应。 阅读和征集制度较为完备 从唐代开始，设馆修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设馆修史必须订立严格的章程，才能保证修史效率。晚清史馆众多，常开之馆有国史馆、起居注馆、方略馆等，例开之馆有实录馆、圣训馆、则例馆等，阅时特开之馆有会典馆、各国政艺通考馆等。这些史馆制定了相关章程、规则、凡例、条例，并在修史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史料征集制度。兹以实录馆为例，介绍晚清史馆的稿本阅读和史料征集制度。 实录成卷后，先呈监修总裁、稿本总裁恭阅。总裁凭借丰富的修史经验加签注，指明有待修改之处，发回初修史官修改。比如，《翁心存日记》对《清宣宗实录》的稿本校阅制度有细致生动的记录。翁心存对《清宣宗实录》恭阅本、黄绫正本的校阅工作，秉承稿本总裁的职责，历寒暑不易，勤勉忠诚地完成有关工作。咸丰元年（1851）正月十一日，当收到实录馆收掌官递送的“恭阅本三册”，翁心存次日即对签条进行审核，并于三卷中加签，提出修改意见，“卷一、二、三，共六签”。咸丰二年五月八日，翁心存“校恭阅本三册。鹤溪（卓枟，字云木，号鹤溪——引者注）所纂者殊多舛漏，穷日之力始得竣”。在日记中，翁心存仔细记载恭阅情况达90多处，反映出他对恭阅制度的坚守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实录编纂必须征用诸种原始史料，因此史料征集制度对实录编纂具有重要影响。文宗实录开馆后，实录馆广泛征用中央及各级政府金匮石室史料和档案库的原始档案。诏谕、奏疏、御制诗文集、朱批史料、起居注等，都是编纂实录的史料来源。实录修纂过程中，纂修官可以实录馆的名义，行文朝廷各衙门，将其所奉上谕及折奏本章档案、则例事件并所有应用各项书籍及新修则例、自行奏准更改添裁一切规条原折等，均具清册移送实录馆。翁同龢对文宗实录的史料亦十分重视，《翁同龢日记》载：同治元年（1862）十月，巳正到馆复辑书，凡记注、谕档、剿捕档、随手档、月折、朱批折、红本、史书、丝纶簿皆须手检，一月之书堆满几案。翁同龢还经常到实录馆书库查找资料，表明他对实录编纂相当认真负责。 再如国史馆的史料征集制度，既有中央各部门咨送的史料，还有地方官送呈的史料。前者在晚清史官日记中多有记录，后者以黄体芳《江南征书文牍》的记载最为详细。黄氏在任江苏学政期间，为国史馆征书颇费心血。他采取多种征书方法，为国史馆编写传记服务，对所属各地征集而来的书档进行整理分类，分三次向国史馆呈送书籍646部、事实册等180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