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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叙环节矛盾重重 晚清官修史书纂成后，清廷会对纂修人员议叙。议叙依照史馆自身地位的高低、在馆人员的出勤率、功课、身份等因素，综合评定等级。清代史馆的议叙，既有临时议叙者，也有半程议叙者和全书告成议叙者，而以全书告成议叙者最为普遍。 晚清时期，由于政治生态恶化、社会急剧动荡，各史馆的议叙充满贿选、舞弊、投机钻营等不光彩现象。比如，因实录馆待遇最优，议叙、考绩最厚，故往往成为高官安插子孙、谋取优差的途径。据《翁同龢日记》载，兵部侍郎赵光为其女婿光熙谋求实录馆校对馆差，结果招致御史刘毓楠上奏弹劾，清廷谕令剥夺光熙馆差。议叙还会引起实录馆人员的不满，例如，文宗实录馆半程保举时，详校官翁曾翰就颇有“牢骚之意”。 在议叙过程中，投机钻营也是常有的现象。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载：光绪五年（1879）二月，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山西商人李钟铭即李春山，本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书铺，却干预公事、钻营馆差，影响甚坏。此案涉及工部尚书贺寿慈和一干满洲大僚，故清廷谕旨查明此案。据都察院讯明，李钟铭系由商人捐纳监生，充（顺天府）布政司膳录，“既得议叙，仍在市井营生，辄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宫街，匿税房契，又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实属不安本分。”贺寿慈因与书商勾结被夺职，李钟铭被杖责系狱，与之交厚的满洲大员宝鋆、载龄等则未受到实质性处分。史馆本是清要之地，纂修人员、辅助人员皆须通晓修史的程式、制度，且应严守馆规。书商本应专注于书铺生意，却好名逐利，攀附高官，希求馆差，不过是为议叙而已。 满汉矛盾也是清朝修史各馆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保证满族官员的正统性和地位，清廷不仅在政府行政层面保障满人的主导地位，就连他们不擅长的修史各馆也要保障满人的地位。虽然这种情况在晚清时期有所缓解，但在议叙环节仍然要面对如何平衡满汉的问题。据《缘督庐日记》载，光绪会典告成议叙时，汉提调叶昌炽建议采取嘉庆会典告成的办法，适当增加名额，但必须“先交吏部核定，其不合例者去之”，以防止滥保。叶昌炽在奖叙中坚持满汉平衡，不愿突破规则增加满人议叙名额，因而得罪了满人修纂官。他们造谣说叶昌炽办事不公，收人钱财，总裁徐桐也牵涉其中。叶昌炽忠于职守，却被厚诬。议叙保举中满汉矛盾之尖锐，由此可见一斑。史馆议叙的弊端乃是制度设计的缺陷、问责不力、环境不配套等因素共同造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