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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研究 吕静在《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中的两个联盟策略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认为随着欧洲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了尽快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列宁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于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而东方战略中首次提出的“两个联盟”策略则构成了苏俄、共产国际指导东方革命的理论旗帜。第一个联盟就是苏俄、共产国际与东方落后的民族和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第二个联盟就是苏俄、共产国际与东方落后的民族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的联盟。从总体上说，从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到1922年以前，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是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即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此时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接触还是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1922年以后，世界革命形势和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使得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中的“两个联盟”策略的重要性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即与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联盟的重要性被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的重要性所取代。由于苏俄、共产国际在此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从维护其远东利益的角度出发、遵循实力至上的原则，过分地高估了“第二个联盟”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和抑制了中共的独立发展，这一错误的做法最终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关于中共在一大时是否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支部组织的问题，虽然早就被提出，但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王继凯在《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再研究》 中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在组织上、工作上、经济上和国际内部关系上的各方面情况都表明，中共成立后在事实上已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组织。但是，中共直至二大才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也就是说此前它一直没有正式确定自己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这种特殊结局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文化和民族根源，也是中共采取灵活策略的结果。也是缘于中共的独立自主意识、科学批判精神以及复杂的革命环境和中共对世界革命认识程度的限制等各方面因素，使中共采取了折中过渡办法以缓和矛盾。这样，中共既可以和共产国际采取各种实际的联合政策，又给自己在历史发展和沉淀中寻求成熟的解决途径留有余地。 （作者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