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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从2004年立项到2012年出版完毕，这8年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李际宁：任先生是这套书的主编，如果没有他的关心和具体指导，这套书是出不了的。他指导国图有关部门，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各方面的支持。任先生曾多次与馆藏敦煌遗书整理小组成员座谈，畅谈他自己的想法和理念，也询问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共同探讨如何解决问题。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在任先生的指导下，出版社想出很多办法“开源节流”。此前，《英藏敦煌文献》出版时用的是120胶卷纸制版、铜版纸印刷，印制成本非常高。国图馆藏巨大，这个方法对我们来说不可行。出版社的专家想出用缩微胶卷拍照、轻型纸单色或彩色精印的方式来印制国图藏敦煌遗书，这样印出来的效果也很好，定价大幅度降低。 我至今记得一个场景：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到任先生，他把我叫住，详细询问敦煌遗书编纂出版工作的进展。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是一个庞大又重要的项目，一定要抓紧，不能耽误。说到编目工作时，他强调，编目一定要简明扼要，馆藏敦煌遗书一共有16000多条，一条里多一个字，就得多16000多字。他的悉心教诲成为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2009年7月，任先生辞世。2012年6月，146册《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出版完毕。这套书是任先生生前的牵挂，集结了先生的不少智慧和心血，现在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好评，这是对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记者：国图馆藏珍贵文献不计其数，任先生为什么对敦煌遗书的出版如此关心？ 李际宁：敦煌遗书自1950年运回北京入藏国图后，就一直沉寂在书库里。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开始大规模发展，任先生是学会顾问。1987年，任先生担任国图馆长后，看到国图保存着许多珍贵资料，但因为没有整理编目，不能公布使用，他表示“常以为忧”。随着出版技术的进步，任先生希望尽早把资料公布出来，供学术界使用。 2004年12月21日，88岁高龄的任先生与参加敦煌遗书编纂出版工作的全体人员见面，讲了一番话。他说：“我们这个工作意义比较重大，因为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文化建设先行部分就是积累资料。积累资料就好比打仗，要粮草先行。文化的粮草就是积累资料。真正的文化高潮大概你们到了中年以后才赶得上，这个世纪的中叶就会看到一些苗子。现在我们做一些准备。就因为开始做准备，这个意义就比较大了。人家还没有注意，我们先走一步，这是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任先生想得深远，对文化建设有自己的宏观想法，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文化积累的时代，要为新一轮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打基础，因此他非常关心敦煌遗书的出版工作，希望在他这一代和他的学生这代做好文献整理出版工作，进而推动敦煌学研究发展。他坚信，经过这样的文化积累和准备后，中国必将迎来思想的高峰、文化的繁荣。 （光明日报记者 方莉 杜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