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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考察时，听取了学生们的发言，并就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同一座宝藏，一旦探秘其中，就会终生受用。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中华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我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习近平向澳门大学赠送了《永乐大典》重印本。 《永乐大典》这部近4亿字、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的万册巨帙，自明永乐六年（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嘉靖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仅存400余册，散落在世界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收藏机构。百余年来，222册《永乐大典》从世界各地陆续汇聚国家图书馆，留下了一段又一段佳话，一代又一代学人从中辑佚古书，重新拾起那些消逝的中华文化典籍。 “珠还合浦，化私为公” “自1912年入藏翰林院残存的60册《永乐大典》以来，国家图书馆馆名几易，从‘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到今称‘国家图书馆’，不过馆名虽变，大典的收藏工作从未停止，这离不开有识之士捐赠和几代图书馆人的奔走寻访。”说起这段往事，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念兹在兹，无比感怀。 抗战期间，国难当头，一些爱国文化人士自觉加入到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行动中来，化私藏为公藏成为当时不少人的共识。困居上海的郑振铎不断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北平图书馆保持联系。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 “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1951年，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京图书馆表达自己化私为公的心愿。 就在那一年，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收藏的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京图书馆。这批书由上海运至北京前，耄耋之年的张元济在病榻上不停摩挲翻阅，与之殷殷作别。这其中，有不舍，更有大义。 1958年4月1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两位副馆长梁思庄和耿济安将4册《永乐大典》，送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四册内容是郦道元《水经注》的后半部，与此前商务印书馆捐献的前半部《水经注》配成全书，成为当时学术界、图书馆界的大喜事。”陈红彦说。 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在《〈永乐大典〉史话》一书中指出，这些公私藏家的捐献基本是无偿的，当时国家不可能向他们支付丰厚的奖金，唯有文化部颁发的带有部长沈雁冰签名的奖状，作为精神鼓励。“大家的爱国热情、爱书热情空前高涨，20世纪50年代成为《永乐大典》入藏北图（国图）的高潮。”陈红彦表示，至1965年，馆藏《永乐大典》达到220册。 而第221册《永乐大典》的发现和入藏颇具传奇色彩。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下来。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其转送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收到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