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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与张佩纶自光绪初年订交，在京时过从甚密，这从二张之间来往的书信以及张佩纶光绪初年的日记便可一目了然。而就两人来往书信的数量来看，现存张之洞所作的信札明显多于张佩纶的。 2月17日《文汇学人》刊载姜鸣先生系列文章，讲述张佩纶家藏信札的基本情况及其牵涉的晚清重要政事和人物，内容珍贵翔实，一时传播甚广。笔者拜读之余，对《张佩纶是如何与张之洞断交的》一节最感兴趣，并试图就张之洞致张佩纶信札的流传提供一些线索，以补证其说。 姜氏此文最大的贡献在于披露了张佩纶于1900年前后与张之洞绝交的一封书札，据称也是张氏家藏现今唯一一封二人之间的信札原件。在文中，姜氏提到张佩纶家藏信札有一个“奇怪的问题”，便是信札中独独少见与张之洞之间的往来书信。而姜氏援引张佩纶哲嗣张志潜编辑乃父《涧于集·书牍》后所作跋语云：“与张文襄丈书所存甚少，当壬午、癸未（1882、1883）先公在朝时，书札几无虚日。然文襄于要函密牍不甚爱惜，随手辄散去。此集间有一二，犹系展转得自他处者。”这是张志潜对张佩纶致张之洞信札存世甚少给出的理由，此跋作于壬戌（1922）年，附于《涧于集》末尾。张佩纶家中保存如此多与友朋往来函札，对比之下，所有藏札中张之洞写给张佩纶的书信一封也没有，这的确是很奇怪的。加上二张（张之洞、张佩纶）自光绪初年以后密切的关系，这一情况显得尤为突兀。 因此在张佩纶藏札之外，姜氏也注意到王贵忱收藏并影印出版的《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就笔迹和标识而言，均为张佩纶旧藏张之洞来信原件。姜氏的转介过程中，有两处笔误，即该集中共有信札62通、诗札2通，而非68件。且姜氏标注的时间误为“光绪四年到五年”，察看《未刊书札》可知，张佩纶在这批信札的题识中曾自记为：“广雅都门辰、巳年来简，己卯年亦附诗二首在内。”“广雅”便是张之洞，从此题识可知均为在都门时张之洞所作（光绪七年十二月即1882年初，张氏离京到山西就任巡抚之前），且最后二首诗札为己卯——光绪五年（1879），而其余均为庚辰、辛巳——光绪六年、光绪七年（1880、1881）写给张佩纶的。而笺注者林锐也在前言中详加考证，指出这批书信除了张佩纶所言光绪六年、光绪七年之外，尚有光绪五年下半年的信札，且现存信札次序并非按时间排列。至于这批张之洞写给张佩纶信札的流传情况，从收藏印章题记可知，信札除了张佩纶本人题记外，其余收藏标记有“王贵忱印”、“王大文”、“可园室印”、“可园长物”等，均为王贵忱、王大文父子的印章。只有一枚“莫小菱”的印章，尚未能考证是何人。因此可知这批书信从张佩纶家散出，最后由王贵忱收藏，中间流传的线索暂时不得而知。 至于王氏所藏60余封信札所提供的内容，姜氏注意到了二张早年担任清贫京官时同甘共苦的一面。而据这批信札的整理笺注者所提示，就二张交谊的事情而言，还有比“素馅馒头”所反映的清贫窘迫的京官生涯更具价值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畿辅先哲祠的倡建和《畿辅先哲录》的编纂。据民国时由陈宝琛、赵凤昌等人审定，许同莘编撰的《张文襄公年谱》记载：“祠在宣武门外下斜街，无碑记。陈师傅（陈宝琛）云：光绪五年（1879），直隶告灾，李文正（李鸿藻）倡议募振款于京内外，既竣事，商之沈文定（沈桂芬），以余款建畿辅先哲祠，文定虽南人而籍隶顺天，乐观厥成。其规画一切，则公（张之洞）主之。按祠屋为刘副宪有铭故宅，稍加葺治。张瓞民（张 祖继）为公五十寿诗，记是年事有‘去年捐振治流亡，今年建祠祀贤良’之句，瓞民诗注：乡祠有如意斋、北学堂、君子馆、绿胜盦诸胜，则建祠后所名也。如意斋藏赵忠毅铁如意拓本，公集田琬德政碑字为《铁如意颂》。君子馆藏河间献王君子馆砖故名。”可见此事是由隶籍畿辅的清流大佬定议，张之洞主持负责。这在张佩纶光绪五年八月十六日（1879年10月1日）的日记中也得到印证，其云：“在都时，与李兰荪师、张孝达前辈方营畿辅先贤祠，当作书告之，务慎选司馆之人。”而据许氏所言，他见过张之洞与张佩纶的书信，其中谈得很多的便是购买乡贤书画一事，以备先哲祠收藏展览之用。在王氏所藏信札中，便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如第6札提到赵南星“铁如意”的拓本（即《年谱》所提“如意斋藏赵忠毅铁如意拓本”），第12札中的杨继盛书信，此札及第24札同邀赴先哲祠，第29札孙承忠等三位畿辅人物的文献，第30札石珤、石玠兄弟和赵南星的手迹，第43札李化龙的手札（张之洞信中称之为“明万历年间畿辅上等人物”）等，正如张之洞本人在《抱冰堂弟子记》自道“在京，与同乡创建畿辅先哲祠，祀历朝乡贤，专收藏乡贤书画手迹”。另外如第5札张之洞邀张佩纶到宅中同纂《畿辅先贤录》，第60札催张佩纶提交乡祠纪念文章等。由上述可知，二张在光绪五年下半年就畿辅先哲祠和畿辅先贤文献收集的书信讨论往来频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