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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二张关于畿辅先哲祠一事的往还书信，在已知之外，还有其他信札存世。如在许氏《年谱》中，就录有同时期张之洞写给张佩纶的另一封短札：“由龙树院诣先哲祠，日晡必到，望即过绿胜盦共话，且看补种竹树已活否也。”绿胜盦便是前揭先哲祠中的景胜，这封短札的文字并未见于《张之洞全集》和王贵忱所藏书札，但其原件今已下落不明。而就笔者目力所及，发现尚有一封信札原件存世，而讨论的内容是关于畿辅先哲祠极为重要的文献。在2012年湖南省博物馆影印出版的馆藏名人手札中，收有多封张之洞手札，其中有一封编者标为“张之洞致仁兄”的书信，而细看便知这位仁兄正是张佩纶。故将原札释读如下： 昨晚困惫慢客，罪甚！（祠联竟忘谈及，荒率昏聩甚矣。）睡至寅初即觉，只可起坐，幸头痛已解，无苦矣。存注感感，今日月朔，必无客来，如惠临，可鬯谈也。祠名主字须面罄，袁处钱物事，幸为留意，至祷。曾、李有回报否？敬复幼樵仁兄左右。期之洞顿首。 鄙意谓祠名“先哲”，中龛“圣贤”最妥。若“贤哲”之称，指摘太多，人将谓我护前，可以不必，且与“圣”连文，则“贤”字较尊（专指从祀为义），于旁龛无碍。“贤哲”之“贤”较宽，似旁龛皆不得为贤矣。此前数日，友人所说，似亦有见，“圣贤”两字，既较自然，且名目宏大，吾乡既有乡圣，即不甘以乡贤小之耳，请裁酌为幸。 因此可知此札与王贵忱所藏畿辅先哲祠一事诸札同时，而据《未刊书札》笺注者林锐考证，可确定同时期张之洞信札末署“期”字者，因当时其继氏王夫人去世，所作时间区间定为光绪五年九月二十八至十一月十五日。此札张之洞自言是月朔日所作，因此可推断是十月初一或十一月初一日（1879年11月14日或12月13日）。接续前引许同莘《年谱》所记：“称先哲祠者，仿杭州先觉堂例。中龛祀圣贤，圣谓伯夷叔齐也。时有议称贤哲祠者，公谓贤哲之贤，其义较宽，若中龛称贤哲，则旁龛皆不得为贤矣。说详公致张侍讲书。”故从前后内容比对可知，《年谱》提及的“致张侍讲书”正是这封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信札，二人讨论的是先哲祠和祭祀各龛的名称问题。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前引诸札中出现二张将先哲、先贤等词混用的情况，可知此信作于畿辅先哲祠和《畿辅先哲录》定议之前，可惜的是这封信札的流传线索也不能明晰。 畿辅先哲祠和《畿辅先哲录》是围绕在李鸿藻周围清流北派所倡的雅事，可看作是塑造清流北派共同体的一种行为。有学者的研究中，也曾将此事看作是光绪年间南北清流地域学术分疏的标识。关于清流南北分派的史料和研究甚多，而袭其常说，则在光绪初年当翁同龢为帝师后，二张奔走于李鸿藻门下，攻击沈桂芬和王文韶颇力之时。王文韶是沈桂芬的学生，均为南人，故也互相援引。此所谓清流南北之争，也被视作甲申政潮的源头。但从畿辅先哲祠一事来看，其实当时所谓清流南派首领沈桂芬也参与其中，因沈氏“虽南人而籍隶顺天”，所以有关畿辅地方的祀奉先哲一事也与其相关，且照陈宝琛的说法，沈氏是乐观其成的。此事看似虽小，但可注意的是清流南北派系之分的界限可能未必那么清晰，分派也未必如此板结。 在前述信札之外，据笔者所见，尚有其他多封张之洞致张佩纶信札流传的线索。1936年，黄濬在《中央时事周报》连载《花随人圣庵摭忆》，其中就记录曾见过诸多张佩纶家藏张之洞来信的抄件，均是许同莘为编张之洞年谱从丰润张家抄出。这批张之洞的来信，与王贵忱所藏60余通时间相近而略晚，且更具史料价值，也更可为二张在光绪初年的交往详情作注脚。 《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流传版本甚多，在后来合订出版的几种本子里，有一条笔记被名为“南皮集外书札”（也作“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其中共提及20通张之洞致张佩纶的信札，抄录了其中19通的文字。查《花随人圣庵摭忆》该则笔记最早刊布于期刊的版本可知，该文1936年3月14日刊于《中央时事周报》第5卷第9期。这19通信札后被2008年武汉出版社出版的《张之洞全集》收录，故广为学界所知，但对其流传情况却所知甚少。 据黄濬自道，此则笔记的缘起是：“比承许君溯伊以南皮集外书札见示数通，中盖有极关史料者，度是广雅后人供编谱之资。”许君溯伊就是许同莘，他本人是张之洞幕府的后起之秀，在张氏去世之后，以整理编纂张之洞的遗稿和年谱为职责。另外，在1936年第1期《中央时事周报》的连载笔记中，黄氏就说过已看到李宣龚送来许同莘所编的《张文襄公年谱》初稿，不久后又看到了许氏转抄的张之洞集外书札，所以推测是许氏编谱之用。根据黄濬笔记所提供的线索，笔者在查找许同莘的著作时发现，《花随人圣庵摭忆》的这则笔记，其中关于张之洞信札部分几乎全盘收录了许氏在1936年初发表于《河北月刊》第4卷第1期的“旧馆缀遗”续篇的相关内容（许氏当时供职于河北省政府秘书处，对政治极为淡泊，时向河北月刊社投稿），只是局部稍微改动了一些文字而已。从黄濬的叙述可知，他对于许同莘有关张之洞及其文献的整理成果是极为关注的。而从两文发表时间来看，黄氏也很及时地看到了许氏的文字，因此转抄的事实是可以确定的。史料笔记转录以保存史料，在当时极为常见，而随着《花随人圣庵摭忆》的广为流传，许氏辑录编纂的文献也得以广播于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