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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初期关于整理国故的讨论和实践，在心态上，有着尊古和崇西之偏重；在实际功效上，则成为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转换的重要关捩。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着眼于其学术价值的焕发，一方面将古典学术思想纳入现代知识系统和学科框架内予以重新考量，为现代学术提供古典资源；另一方面在对古典学问和思想进行整理、归纳和系统化的过程中确立新学科，丰富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门类。古籍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之间，既有着顺承的历时关系，又存在着蕴含与呈现的结构关系。在跨学科与跨文化学术视野中，由古籍文献整理到学术研究，对可靠性的诉求渐次转化为对同一性或相通性探寻以及对他者与自我关系的理性审视。由文献整理到学术著述，由学术团队到学术流派，新学科和新学术范式多循此路径而演进。 关 键 词：古籍整理 现代学术 学术史 方法论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广东省“十二五”社科规划共建项目“饶宗颐诗学研究”(GD13XZW13)资金支持。 作者简介：殷学国，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广东 潮州，521041)； 蒋述卓，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632)。 一、文献整理的类型范式 20世纪初期关于整理国故的讨论和实践，在心态上，有着尊古和崇西之偏重；在实际功效上，则成为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转换的重要关捩。[1]置于近世文献材料大发现的框架下予以考量，整理国故涉及文献材料的分类与使用问题。所谓“二重证据法”或“多重证据法”，即是将材料分成两类或多类，并且认为不同类型的材料在用于证明的时候存在着统一性或同一性关系。①如果这种统一性或同一性仅谓材料所指对象同一，那就忽视了其意指层面上的差异。②[2]具体而言，古代典籍、古迹遗存和考古文物，三者均指向过去的实在世界。不过，三者的存在形态和意指层面却有着质的差异。古籍以文字为载体，古迹以建筑和场所为呈现形式，而文物以器具的样式而存在。质言之，古代典籍属于语言类材料，而古迹和文物则属于非语言材料。③[3]相较于实物，语言文字因其指涉关系的概括性和间接性，更适于超越具体情境的限制，具有较强的媒介功能，更便于记载和传递信息。就其组织形态而言，三种材料构造既别，则性质有异，三者所包蕴历史文化信息的程度亦呈现出高下差异：古迹和古物指向过去的生活世界，而古籍则关涉过去的精神世界。就含意性而言，古籍显然高于另外二者，其对于古代思想文化世界的研究价值亦因之而凸显。与含意丰富相伴生的是，如何确认古籍文献的意指关系则对研究者提出挑战。除却研究者主体的读解能力不计，意指关系首先奠基于古籍材料的可靠性之上。[4]流传的古代典籍无不经历由原始材料到传世文献的整理加工过程。古籍整理的方式和结果约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述而不作，尊古定制，传承并整理往代文献，如孔子“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5]摘引、纂述、汇编周秦旧章材料而集合成儒家文献，为儒家学派确立基本典籍；④第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6]融文献整理、目录编次和学术批评为一体，“厥协六艺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⑤[7]如刘向、刘歆父子叙录群书，整理百家头绪，著录《别录》《七略》，其中不无二人关于古代思想世界秩序图景的理解和描画。类型之分实乃文献整理广狭二义之别。名义上的分别包蕴着其可靠性指向上的不同。前者即狭义文献整理，其可靠性指向整理后的文献与原始文献之间的一致性；后者即广义文献整理，除关注上述一致性之外，还警惕文献与其描述世界的对应性。⑥以上两种类型可以视为文献整理方面的两种范式。以孔子为代表的范式，旨在思想文化世界的恢复和建设，故以文献编述为整理重心。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范式，旨在为纷繁的思想世界理出统序，故不能不在古籍文献的叙录中有所轩轾，透露出学术批评史的气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自然延伸。虽然其中有着大量的思想信仰成分，但就其可靠性的指向而言，与现代学术的求真品格有其一致性。循此思路，从文献整理的角度考察古籍文献与当代学术研究的关系，不失为把握学术发展演变轨迹的有益尝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