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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古籍整理到学术研究 由学术宗旨与品格的差异，衍生出对文献材料不同的处理规范和使用方法。反过来说，由学术方法之异亦可上窥学者学术态度和观念的不同。具体到学术个案而言，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以经验实证的标准裁量关于上古史的文献材料，尝试剔除其中神话、传说等虚构部分，确定史实并澄清其意义，属于典型的以求真为宗旨的自然科学化的学术观。引申言之，以经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势必重视物理实在和历史事件而忽略心理事实和效果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强调由事实到史实的推论，对由虚(心理势能)生实(历史效果)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由于古史文献不仅包含事实信息，还包含价值与信念信息。古史系统的考述，研究古代社会事实关系固然是外在的学术目的，通过古史叙事形塑价值、凝聚共识则是学术伦理层次上的潜在的内在目的。清理掉古史文献材料中的心理因素，自然导致对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排斥，这也是科学经验主义追求实证性知识的逻辑反题。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顾先生曾就古籍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关系说道：“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是审查史料。有了正确的史料做基础，方可希望有正确的历史著作出现。”[12]所谓审查史料，于顾先生特指历史文本间的比对和历史话语分析。材料审查既属于古籍文献整理的必要功夫，又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经此审查，古籍文献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得以分层、分类，学术价值因之而呈现，是历史著述的前提条件。古籍的整理，除包括基本的文献搜罗、编目、校勘和材料的摘抄、排比、分类外，还应包括对文献材料的考订、辩疑、质证和必要的解读和分析。如果能由一般性的审查进入到对文献的解析(上文所谓“分层、分类”就是“解析”的具体化)，由解析而发前人所未发(即所谓见独)，那就会从古籍整理自然过渡到学术研究。以上所谓由古籍整理到学术研究的自然过渡，落实到具体学术实践上，并非如理论描述——通过概念的转换和句法连接即可完成——那样轻易，而是需要长久的学术实践，经历长时段的学术经验和共识的积淀，方始实现。对此，清人曾朴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有过较为显豁的说明。 我常道本朝的学问，实在超过唐、宋、元、明，只为能把大家的思想，渐渐引到独立的正轨上去。若细讲起来，该把这二百多年，分做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开创时期，就是顾、阎、惠、戴诸大儒，能提出实证的方法来读书，不论一名一物，都要切实证据，才许你下论断，不能望文生义，就是圣经贤传，非经过他们自己的一番考验，不肯瞎崇拜；第二时期，是整理时期，就是乾嘉时毕、阮、孙、洪、钱、王、段、桂诸家，把经史诸子校正辑补，向来不可解的古籍，都变了文从字顺；第三时期，才是研究时期，把古人已整理的书籍，进了一层，研求到意义上去，所以出了魏默深、龚定庵一班人，发生独立的思想，成了这种惊人的议论。依我看来这不过是思想的萌芽哩!(曾朴《孽海花》第四回“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13] 上述清代学术的三个时期，就其学术追求而言，可分别概括为求实在、求知解与求意义。其实，第一个时期的求真实即顾颉刚所谓的“史料审查”，与第二个时期的求知解，皆可归为古籍文献的整理，从而与第三个时期求意义的学术研究，构成对待结构。纳入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框架中，处于对待结构的两造，就由历史时期的先后关系转换成研究程序的顺承关系。“求”是整理者或研究者面对古籍文献的意向。求实在的对象指向古籍文献言说的内容，求知解的意向指向文献文本的本身，而求意义则意指文献文本的对象和文献文本的意涵对于主体的价值。就学术意向而言，价值的发生过程即主体由文献材料探求知识、思想或观念的过程。由求实在而至求意义，古籍整理之于学术研究的价值渐次显明。 关于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顾颉刚从历时性的研究过程阐述二者的关系；而郭绍虞则在批评史文献的历时叙述中条理出文学批评的逻辑层次。 在文学产生并且相当发展以后，于是要整理，整理就是批评。经过整理以后，类聚区分，一方面可以看出文学和其他学术的不同，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文学作品本身之“本同而末异”，于是也就认清了文章的体制和风格。所以《诗赋略》在《艺文志》中占一席地位，也是批评的开端。于次，再要选择，选择也就是批评。选择好的，淘汰坏的，不能不有一些眼光，这眼光就是批评的眼光；同时也不能不有一些标准，这标准也就是批评的标准。……再进一步，于是再要给以一定的评价，就是所谓的品第，而品第就更是批评了。……但是这种批评，很容易凭各人主观的爱好，妄加论断，于是变得批评没有准的，也就更需要批评的理论作根据。于是为批评的批评也就产生了，这样，批评的理论可以指导批评，同时也再可以指导作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14] 郭先生以“批评”概念贯通批评的文献整理和批评的理论研究。就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历程而言，批评文献的整理与批评理论的研究，交互为用：由文献整理抽绎出批评理论，成就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专著，奠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独立学科地位；以文学批评理念指导文献整理，推出《沧浪诗话校释》《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等专题著述，主持编选《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和《清诗话续编》等古文论基础资料，以上成果属于古代文论学科基础建设中的重点工程。郭先生将批评史文献的整理、分类、甄选和品第视为广义的批评。广义的批评隐含写作者关于文学批评的识见和标准，而识见的发生和标准的确立则离不开一定的学术理念作为其逻辑前提。郭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即存“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的学术理念。郭先生关于批评的理论探索可谓狭义的批评，隐含学术理念的客观知识化和组织系统化。广义的批评涉及文献整理，而狭义的批评即理论研究。换句话说，批评的文献整理为隐性的学术研究，批评的理论研究为显性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二者之间既有着顺承的历时关系，又存在着蕴含与呈现的结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