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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批许同莘所辑信札的来源，则比对许、黄二人的记载便能有所发现。许氏在《旧馆缀遗》中记云：“（张之洞）与张阁学（张佩纶）书，论时政者，本集所载缺漏犹多，近见丰润张氏所藏手札装为巨帙，节录其尤要者于此。”黄濬则两处提到信件是从丰润张家辑出，一是开首云：“今所录者，盖从丰润家转辑出者较多。”另一处在文中云：“至南皮与篑斋论时政者，本集所载缺漏殊甚，溯伊从丰润家藏手札巨帙中节出甚多，其尤要者如下。”可见二者的意思基本是相同的，而其中透露出来的重要信息就是这批信札是许同莘从张佩纶家藏书札中辑录。因此可以断定，在1936年前后，张之洞的来信还保存在丰润张家，这些信件应是后来失散的，只是迄今未能查到原件下落。另外，许氏所言“本集所载缺漏犹多”指的应该就是《张文襄公全集》，据查集中所收20通张之洞致张佩纶的信札中，并没有许氏所辑的这批信件，且集中全是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之后（即光绪七年十一月）的信，因此《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抄录的有文字的19封信在2008年被收入最新版的《张之洞全集》中了。只是黄濬在笔记中也照录“本集”二字，则明显是转抄许文时，因疏忽而未曾修改的痕迹。 黄濬整部笔记中，对于张之洞的事迹极为关注，故当其看到许同莘的文章时，应是极为看重的。而在转抄的同时，于文章的首尾两处，黄氏也加入了自己的考证和评论。首先就这批张之洞写给张佩纶信札的内容而言，黄氏认为其中文字“高谈经世者，固足觇学识所极；而随意短笺，臧否人物，议论朝政，尤可见一时士风政态之真”，因此史料价值极高。在许文（即《花随人圣庵摭忆》该条笔记）中，这批录有文字的信札是分作两个部分加以介绍的。第一部分是前3封信札（系作于光绪六年冬），另一部分就是后16封（作于光绪七年至十年），在武汉版《张之洞全集》中按时间先后录于一处。而考察原文需注意到的是，在前三札之前还有一札，虽文字未能见全豹，但许氏概括其中内容也是讨论建畿辅先哲祠，以及松筠庵公祭一事。因畿辅先哲祠是光绪六年建成，故许氏断定前面三封书信的所作时间大约为光绪六年冬。 第一部分的3封信札，主要是讨论经世之学，当时张佩纶曾想约张之洞和陈宝琛分别考证史事切于实用者编为一书，而张之洞则索性提出编《经世文续编》的想法。据许氏云：“文襄（张之洞）自督蜀学回京，世变日亟，不复措意于金石考据，惟与张幼樵阁学、陈弢庵太傅讲经世之术。尝欲约张、陈两公分考史事切于实用者为一书，文襄则拟为《经世文续编》。”因此可以看出，这是自同治中兴大难初平后，京城中兴起的金石考订风气将欲丕变的征兆。现存张之洞的集中就有其早年为潘祖荫考释藏器的文字，但他历经数次考差，尤其是在四川学政任满之后，阅历世事渐深，已隐约感到时势将变，故转而倡导经世之学，这已是光绪五年的事情了。不过有关《经世文续编》的倡议，至少在后人如许同莘看来则多半是一时兴起的想法，并没有看到张之洞有着手于此的记录。当然经世之学的致用一面，则从光绪初年言路发舒，清流慷慨的奏章中显而易见。尤其是与这部分书信几乎同时，在光绪五年、六年间发生的同俄国就西北谈判的外交大案、吴可读尸谏引发的穆宗立嗣案等等，都成为清流健将笔下极好的题目。 第二部分的16封信，许同莘明确指出是张之洞与张佩纶议论时政之事。信中所谈内容，涉及李鸿章海防论、阎敬铭任户部尚书前后的政治与人事动向、鸦片税与厘金、彗星凶兆、中越战事以及山西洋务等等。黄濬在抄录后也约略概括其事，这批张之洞离京就任山西巡抚之后的书信，其中个别隐语甚多，也难以索解。幸好的是，许同莘将这16封信札一一加以系年，故颇具研究的实用价值。只是笔者在撰写此文，核对许同莘这篇文字与《花随人圣庵摭忆》该则笔记的各个版本以及《张之洞全集》书札卷所收版本时发现，许氏所辑信札的系年在近年流传的版本中存在着一个以讹传讹的现象。 这16封信札，许文中将前4封系于光绪七年（1881），第5—10封系于光绪八年，第11—14封系于光绪九年，最后2封系于光绪十年。这些在1936年《中央时事周报》和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43年版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均照录无误。但在1999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和之后中华书局李吉奎整理的版本中，第14封信后的“以上光绪九年”六字被遗漏了，导致第11—16封信均被系于光绪十年。而2008年版的《张之洞全集》书札卷中，其合并19封信札为一体，该集整理者称是录自1983年版《花随人圣庵摭忆》，但在转录时将其中第14封也就是许文中的第11封由原来的光绪九年误系于光绪八年。以上种种，须提醒使用这批信札的学者注意。 * * * 综上所言，张之洞与张佩纶自光绪初年订交，在京时过从甚密，这从二张之间来往的书信以及张佩纶光绪初年的日记便可一目了然。而就两人来往书信的数量来看，的确现存张之洞所作的信札明显多于张佩纶的，这应该就是张志潜所说的“文襄于要函密牍不甚爱惜，随手辄散去”的缘故所致。而着眼于张之洞所作的信札，则通过此文可知，即使在最新版《张之洞全集》以及王贵忱所藏未刊书札之外，仍有原件或者信件文字存世，只是其间的流传线索断断续续，不能掌握其全部始末。因为从张志潜的跋语中，并不能推断1922年时丰润张家已散失张之洞的来信。许同莘辑录的信札恰可说明，在1930年代，许氏所录张之洞致张佩纶的至少20余封信札仍收藏于丰润张家，只是此后原件下落何处已无从探知，未免令人遗憾。 另就张佩纶的藏札而言，张志潜的跋语中也讲到有部分手札原藏于张佩纶与李鞠耦在南京共筑的“鸥园”，然“辛亥之乱，未及取出，遂毁于兵”。跋中并未提及内有张之洞的来信，只是少了一部分张氏昆仲展转搜得的张佩纶其他信札。后来王揖唐在《今传是楼诗话》中也感叹张佩纶的“鸥园藏书被劫，稿毁于兵，现只存《涧于集》四卷印行”。当然王氏所叹的，只是张氏那“诗学大苏，闳壮忠恻，奄有众长”的作品仅存四卷之数而已。不过幸好张佩纶家藏书札全帙出版在即，公诸学林，正可翘首以盼之。 （作者为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