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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关于革命原起，建立了一条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主线；第二，关于武昌起义的成功，构建了一种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成功密不可分的历史叙述；第三，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构建了一种革命后革命党人背离孙中山路线并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叙述。 关于革命原起，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写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13) 在这里，孙中山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先知先觉”的革命者形象，他否认了《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有关革命事由的叙述，也没有提及1894年6月偕陆皓东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的事实，却刻意突出了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谈革命”的情景，随后详述了武昌起义前他所经历的“十次”失败。(14) 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史》中，孙中山再次强调他自乙酉中法战争后，即有志于革命。随后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此为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然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耳。迄于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始并合于兴中会。会员稍稍众，然所谓士林中人，为数犹寥寥焉。庚子以后，满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夫忧时感愤，负笈欧美、日本者日众，而内地变法自强之潮流，亦遂澎湃而不可遏。于是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稍知动念矣！及乎乙巳，余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余于是揭橥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为号召，而中国同盟会于以成立。及重至日本东京，则留学生之加盟者，除甘肃一省未有留学生外，十七省之人皆与焉。自是以后，中国同盟会遂为中国革命之中枢。”(15) 这样，孙中山从立志革命到创立兴中会、组织同盟会就成为武昌起义前中国革命发展的一条主线。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他是两天后才从当地报纸中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随后他赴英、法寻求外交援助，然后于12月25日回到上海。此时革命成功已成定局。在《有志竟成》里，孙中山这样描述了他与武昌起义的关系：“自广州一役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尽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澂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瑞澂闻炮，立逃汉口，请某领事如约开炮。以庚子条约，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初意欲得多数表决，即行开炮攻击以平之。各国领事对于此事皆无成见，惟法国领事罗氏乃予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于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事领袖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同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多赞成之。乃决定不加干涉，而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澂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持，乃逃上海。总督一逃，而张彪也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按武昌之成功，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16) 孙中山所说的罗氏即法国驻汉口领事侯耀，(17) 之前孙中山确曾与侯耀有过交往，1905年2月9日和5月18日，侯耀曾两次与孙中山有过会谈。侯耀也确曾意识到“孙逸仙和革命党人的改革运动代表了中国问题中的重要因素”，“法国作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南方各省邻邦，与这个运动首先有着利害关系”。(18) 但是，关于武昌起义后领事会议席上力主不干涉一事，侯耀在其外交报告中从未提及，相关国家的外交文档里也未见有关于此事的记载。(19) 相反，武昌起义后侯耀的报告中多次要求增派军舰，随时准备武力干涉。(20) 可见，孙中山实际上是凭自己的“记忆”或“想象”，建立起他本人与武昌起义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 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写道：“辛亥革命之役，忽视革命方略，置而不议，格而不行，于是根本错误，枝节横生，民国遂无所恃以为进行，此真可为太息痛恨者也。”(21) 孙中山这里所说的革命方略，当然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三个层面，并不以民族主义为唯一目标。武昌起义成功后，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倡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引起了孙中山的强烈不满。章太炎的本意，是要以“革命军”划线，打破、消除原革命党、立宪派等之间的界限。他反对的只是革命党人的一党专政，并非是要取消革命。(22) 但在孙中山看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就是要取消革命、抵制革命，就是不拥护三民主义，其后果就是中华民国被官僚武人摧残，最终导致革命失败。(23) 因此，在孙中山看来，革命成功之后又迅速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革命党人在革命成功之后背离了他的革命方略。 总之，孙中山通过修改或增加记忆的方式，对革命原起、武昌起义的成功、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三个方面做出解释，从而建构了一套以孙中山为中心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