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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及其对革命史的追述极大地影响了后人有关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这种影响在孙中山去世以前表现得尚不明显。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杜亚泉编写的《辛亥革命史》。(24) 这大概是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辛亥革命史。该书关于革命原起，虽然也从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讲起，但并不局限于兴中会，对光复会、自立军等团体的革命事迹也均有提及。对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及临时政府北迁，也不认为这是革命的失败，相反却认为这是“谋共和之幸福、跻中国于富强”的前提。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迫切需要塑造、建构孙中山的“政治形象”，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25) 辛亥革命史的编撰也成为塑造孙中山政治形象的重要途径。一种“正统的”辛亥革命史观得以形成。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国民党为正统；写领导人，则以孙中山为中心。在这一主线下，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完全被边缘化或附属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史家基本上是用孙中山对革命的记忆和追述来建构辛亥革命的历史的。1926年贝华所编的《中国革命史》就典型体现了这一特点。该书“凡例”称：“本书内容，自孙中山先生创导革命起，至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逝世止，前后凡四十年。盖中国革命，自播种，而萌芽，而抽条，而发叶，均为中山先生一手所造成。故此书即按照中山先生一生事业编列”。该书最后附有孙中山所撰的《中国之革命》（即《孙中山全集》所收之《中国革命史》），实际上该书就是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一书的扩充。该书在叙述革命缘起、革命之成功与失败等，均采自孙中山本人的相关言论。如关于武昌起义后各国宣告中立一节写道：“初革命军之起事，各国领事疑有排外性质，乃开领事团会议。法领罗氏，为同盟会首领孙中山旧友，武昌起事之第一日，揭橥中山之名，称中山命令而发难者。罗氏于是在议席上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团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袖领事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乃赞成之。同时军政府宣告各国领事，所有汉口外人生命财产，一律由军政府保护。领事团乃承认革命军为独立团体，宣告中立。”(26) 此处作者只是将孙中山原文中所用的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以孙中山或中山代替而已。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观不仅影响到国民党史家对辛亥革命史的叙述，也影响到其他政治派别对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1934年中国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版了他的《辛亥革命史》。该书成于1931年1月，内容大部分系取之于作者在复旦、大夏所授《中国现代史》的讲义。而其体例和观点，受孙中山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的影响也至为明显。该书叙述辛亥以前革命运动的经过，始于兴中会的成立。中及乙未广州之役、孙中山伦敦被难、由乙未到庚子年间的革命活动、惠州起义、中国同盟会成立、丙午萍浏之役、丁未防城镇南关及钦廉上思之役、戊申河口之役、熊成基安庆革命、庚戌广州新军之役、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基本上是根据孙中山所说的“十次失败”来叙述。书中对华兴会，只在谈及甲辰（1904年）长沙马福益事件时提及一次，对光复会则未置一词。该书主要参考书为《孙文自传》和《伦敦被难记》，内容中关于孙中山与武昌起义关系一节，也完全采自孙中山的回忆，其文如次：“当革命军初发动时，瑞澂闻炮即逃汉口，请某国领事命兵船开炮轰击。某领事以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各国领事皆无成见，惟法领事乃力言此次革命军之发难，系奉孙逸仙氏的命令，其宗旨在改良政治，非义和团可比，不能加以干涉。俄领也赞同此说。于是瑞澂之计不售。”又关于孙中山回国及当选大总统经过，也系采自孙中山个人自述，其中有言：“当辛亥八月武昌起义时，孙文尚滞留美国。孙文以为他可以为革命尽力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他觉得当时列强可以左右中国大局的为美法德俄日英六国，美法两国是表同情于革命的；德、俄两国是反对革命的；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的态度不一定。所以当时足以左右中国革命的胜败存亡者，厥为英国，假如英国能赞成革命，则日本不足为患矣。……”(27) 此段叙述，也基本上是把孙中山原文中的第一人称改为了第三人称而已。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观同样影响到共产党人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我们试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例。(28) 李鼎声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原因有自己的独特看法，(29) 但关于辛亥革命的经过叙述，仍是以兴中会——同盟会为主线。比如谈到同盟会的成立时，李鼎声说，“兴中会的革命纲领在一九○五年后由孙文带到了欧洲的留学生中间。孙文先后在不律塞、柏林、巴黎开会，扩大兴中会的组织，响应人数甚少。孙文返日后，革命党派开始实行联盟，如黄兴、宋教仁等都愿与孙文合作。因是在东京有革命同盟会的组织。”(30) 在这里，所有的叙述都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另一方面，李鼎声关于辛亥革命的结局的分析也暗合了孙中山的观点。李鼎声认为，“辛亥革命虽推翻满清政府，但并未完成民主革命之任务，反动之封建势力于资产阶级尚未巩固其战线时，即乘时反攻，于是造成日后军阀之割据局面。”(31) 这与孙中山所说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为官僚武人所摧残的意思是相同的，只是李鼎声由此引申的意思与孙中山不同。由于强调“封建势力”的反攻，原本对武昌起义成功至关重要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对清室的反叛，被描绘为一种投机革命的活动。(32) 这种情况在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的编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总之，孙中山所建构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对后来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不同政治派别对孙中山“革命史”话语的接受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应该承认，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有意识的对历史编纂的控制和操纵，乃至利用和滥用，学者如不加批判地接受其中的一些观点，就有可能会歪曲历史。清理辛亥以来关于辛亥革命的各种记忆和想象，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真实地走进那段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