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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与孙逸仙的谈话》（1905年2月9日），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7），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19) 有学者认为，罗氏在事后的报告中没有提及他力主不干涉一事，“正所以说明一个深沉而老练的外交官的审慎做法，也足以反映法国友人或同情或协助中国革命的尴尬处境。”陈三井：《孙中山革命与法国友人》，《近代中国》第17辑，第46页。 (20)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0月11日），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8），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喇伯第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1911年11月13日），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7），第231页。 (21)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6页。 (22) 参见张勇：《再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林启彦等主编：《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上），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2005年，第198页。 (23) 孙中山最早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批评是在1911年底。是年12月30日，孙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制订《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内谓：“吾党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至可怪也。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瞢之，是儒生阘茸之言，无一粲之值。”（《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8页。）之后，孙中山多次批评这一观念。直至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仍然认定这是导致革命失败的大原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6页。） (24) 高劳：《辛亥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杜亚泉此书是在他发表于《东方杂志》上的两篇文章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参见高劳：《革命战争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9期，辛亥年九月二十五日发行；高劳：《革命成功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1912年4月1日发行。杜亚泉此书关于革命源流的叙述与苏生《中国革命史》一书中的“叙论”在文字上多有重合，有可能苏生也是杜亚泉的笔名。此处存疑。 (25) 有关国民党是如何塑造孙中山的政治形象的，相关的研究可参见潘光哲：《“国父”形象的历史形成：一个初步的考察》，载《第6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父纪念馆，2003年；李恭忠：《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第12期；陈蕴茜：《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26) 贝华即王子澄。该书最早由晋新书社1926年出版，1929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第8版。后收入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6卷，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本文所引，均以沈云龙所编为依据。 (27) 左舜生：《辛亥革命史》，中华书局，1934年，第27、48、75－76页。 (28)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写于1933年，同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至1941年10月发行第9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有存书悉被日寇禁黜焚毁，抗战胜利后，始重行付梓，版式如前。下文所依据的是光明书局：1949年7月胜利第七版。 (29) 李鼎声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革命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18、208页。 (30)(31) 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11、203页。 (32) 孙中山对黎元洪的评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孙中山曾多次讲到，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因害怕革命，躲入床下，后被革命党搜出，用手枪逼迫他做都督。（参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17、266－267页）据居正所载，关于黎之出任都督，当时有三种说法，“有谓刘赓藻引导蔡济民率兵至黎寓、自其室中挟出者；有谓马荣自其床下挟出者；又有谓自其参谋家挟出者”。（参见居正：《辛亥札记》（写于辛亥年），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第45页）孙中山采用了第二种说法。黎元洪本非革命党，其出任都督确为受逼而出。据他本人说，“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部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黎元洪致萨军门函》，载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47页。）黎这段话是在写给萨镇冰的劝降信中所说，大概黎是想用现身说法，来打消萨的疑虑，应该可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