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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孙中山在文化自为方面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主要在海外，活动重点是发动革命，对文化方面涉及较少，但从他少量的涉及中国文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有比较真切的了解。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八年，从撰写《建国方略》到发表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他对这方面投入的精力很多，阐述得比较系统、集中、清晰。 综合来看，孙中山在文化自为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注意考察、研究东西方主要国家文明的特点；二、明白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历史地位、现有地位和应有地位；三、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有深入的思考。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便自称：“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④ 从孙中山以往接受教育的情况和阅历来看，这番话并非自诩。 孙中山先后到过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加拿大和东南亚各国，所到之处，留心考察、研究各国各地的历史与现实，包括国土面积、气候、物产、人口演变、风俗民情、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情况。他博览群书，特别关注各国国力盛衰、文化演变、文明特点。 庚子事变以后，针对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民的不了解、对中国文化的隔膜，他尽可能地向西方说明中国。1904年，他以英文撰写《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解释反清革命的道理，同时从坚实的历史出发，说明中国是文明、开放、爱好和平的民族： 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西安府的景教碑提供我们一个绝妙的记录，说明早在公元第七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当地人民间所进行的传播福音的工作；再者，佛教乃是汉朝皇帝传入中国的，人民以很大的热情欢迎这个新宗教，此后它便日渐繁盛，现在已成为中国三大主要宗教中的一种。不仅教士、而且商人也被许可在帝国内部自由地纵横游历。甚至晚至明朝时，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迹象，当时的大学士徐光启，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曾深得人民的尊敬。⑤ 针对西方世界甚嚣一时的所谓“黄祸”论，孙中山特别强调中国人的和平品格： 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⑥ 1924年，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著名演讲中，他从血统、生活方式、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综合国力诸方面，依次介绍英国、日本、俄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国的历史与特点，简明扼要，如数家珍。经过比较，他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中国的特点相当清楚，即古老、人多、贫穷、国际地位低下： 我们这种民族，处现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呢？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⑦ 在不同的场合下，针对不同的对象，孙中山阐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角度有所不同，侧重面也有所不同。他强调中华文明优秀、悠久，旨在激发人们的民族自信心，讲当下中国的落后性，旨在激发人们的危机感、紧迫性。有的时候，他也两个方面都说，这在《民族主义》演讲中表现得很突出： 我们中国的民族也很古，从有稽考以来的历史讲，已经有了四千多年。故推究我们的民族，自开始至今，至少必有五六千年。当中受过了许多天然力的影响，遗传到今日，天不但不来消灭我们，并且还要令我们繁盛，生长了四万万人。和世界的民族比较，我们还是最多最大的，是我们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较别种民族独厚。故经过天时人事种种变更，自有历史四千多年以来，只见文明进步，不见民族衰微。代代相传，到了今天，还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所以一般乐观的人，以为中国民族，从前不知经过了多少灾害，至今都没有灭亡，以后无论经过若何灾害，是决不至灭亡的。这种论调，这种希望，依我看来，是不对的。因为就天然淘汰力说，我们民族或者可以生存，但是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我们民族处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这两种力的压迫，并且深中这两种力的祸害了。⑧ 时过八十多年，我们重温孙中山的讲话，仍然会由衷地感到他知识渊博，目光远大，见解深刻。他的许多论述，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理论的推敲。 文化自为，必然遇到如何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特别是儒家文化。在这方面，孙中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总体来说，他是两点论，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内容是好的，不能一概否定，特别是忠孝、仁爱、信义与和平：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⑨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人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痛加挞伐。孙中山对此很有异议。他认为，从世界文明的范围来看，孔子自有其重要地位，是大教育家、宗教家，“以世界学者的眼光观察之，则孔子为政治家，为政治教育家”。⑩ 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从内圣到外王的修身理路，他予以积极的评价，认为是很好的政治哲学： 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11) 对于陈独秀等人废除汉字的主张，孙中山明确表示不能赞成。对于被抨击最多最集中的传统道德，三纲五常，孙中山也有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有些道德范畴，经过改造，扬弃旧的内涵，加入新的内涵，还是可以继承的： 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12) 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13) 孙中山指出，以现在中国文明与欧美相比，物质文明方面，不如欧美甚远，心性文明即精神文明方面，不如彼者亦多，“但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当然，对于古人的心性文明要作历史分析，因为那无非是古人所造就的，今天要继承，“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寎，始知补偏救弊之方。”(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