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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说这段话的时间是1899年，中国正面临空前的瓜分危机。他从时人耳熟能详的社会进化论出发，指出： 你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埃及、波斯、希腊，甚至罗马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相继崩溃，唯独中国亦然存在？答案很简单明白，适者生存。这一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的作用，恒定不变地淘汰着那些不能适应生活变迁的国家。中国仍能立足于今日世界，这一事实，无可争议地显示着她对文明事业并未衰老无用。(24) 这种对本民族文明的熟悉与热爱，对本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地位的了然，是进行文化自为的基础与前提。这点，孙中山与伍廷芳十分相似。1896年，孙中山在复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信中，表示救国的途径是推翻腐败的清朝统治，“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使万姓超甦，庶物昌运。”(25) 既表明了他要进行反清革命，也简洁地表明了他既要学习西方、也要继承中国优秀文化的主张。所谓“复三代之规”，就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日后，孙中山在多次演说中讲到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除了讲到传统美德、政治哲学，还讲到指南针、印刷术、瓷器、火药，讲到衣食住行的种种设备，包括茶叶、丝织品、拱门、吊桥等。 比较起来，孙中山在明瞭世界文化大势、明瞭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主张有保留地学习西方、有分析地批判传统和继承传统方面，与辜鸿铭、伍廷芳相似，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三人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是文化自为的途径，即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复兴中华，关键之点是如何对待清朝统治，孙中山是坚决的反清派，伍廷芳在晚清时期囿于特定的外交官身份，是变革派，辜鸿铭则是拥清派。 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近代中国文化自为运动。那时最关注的三大问题，即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特点，以及中国文化何去何从，都是中国文化自为的根本问题。众所周知，这一运动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中心议题，但综合而言，持论人均可分为相对激进与相对保守两个方面。如前所述，孙中山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各个阶段的具体论战，但他对这一运动相当关注，在这一时期发表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文字最为集中。他不赞成陈独秀等人激进的反传统主张(26)，不赞成胡适等人全面西化的主张，在保守与发扬传统方面，也不像辜鸿铭那派人那么偏执。对于中西文化，孙中山属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派，或曰折中派。诚如林家有所说： 为了救亡图存，他要振奋民族精神，强调民族的可爱、国家的可爱，因此，他主张在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近现代先进和有益的文化来改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主张重道德，但反对将道德与封建礼教联结在一起；他强调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但反对将爱国与忠君、维护封建国家联结在一起，如此等等。这些，都说明孙中山衡量和检验中国文化优劣的标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具体形态中，选择、吸收与中国当代具体国情相适应的内容和形式，反对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态度。所以，他既反对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鼓吹“全盘西化”的主张，又拒绝全盘继承传统文化、不学习和不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倾向。(27) 当许多人对西方文化颂扬过甚时，孙中山不趋时跟风。当许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猛烈抨击时，孙中山不随声附和。他之所以能够卓然自立，源于他对西方文化确有了解，对中国文化有深刻体认。时过八十多年，当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远非昔日那么低下，中国文化的价值重新受到全世界重视的今日，我们再回过头去看那场运动，看那些关于中西文化的论述，我们不能不说，还是孙中山的见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注释： ①② 冯契：《论真、善、美》，载《智慧的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4页、第74页。 ③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④⑤⑥(25) 《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第251页；第253页；第46页。 ⑦⑧⑨(11)(12)(13)(20) 《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8～189页；第197页；第243页；第247页；第244页；第243页；第245页。 ⑩ 《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63页。 (14) 《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0页。 (15)(16) 严复：《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第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