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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史 （一）社会心理 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团体心理的研究虽早已有之，但其他方面社会心理的研究不多。2001年以来，这一情况得到改善，对普通民众心理、精英阶层心理、国民主体意识以及社会思潮对人心理影响的研究等都有了发展。张海林对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崇拜”作了探讨，他认为，“革命崇拜”排斥了一切渐进的改良立宪活动，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害大利小。并指出，孙中山晚年似乎已认识到暴力革命不能解决社会的深层问题。历史的进步有赖于循序渐进的积累，政治的改善，有赖于民众的觉悟与参与，而民众的觉悟与参与，有赖于持之以恒的教育启蒙[18]。张鸣从辛亥革命爆发后普通民众的反应入手分析了民众对清廷气数、革命和革命党、剪辫子的感觉和印象。他指出，老百姓对剪辫子很反感，视为“暴政”，剪辫政策是革命政府失掉民心的开始。革命党人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没有把老百姓的感受当回事，无法具有亲和力，老百姓自然成为革命党军事失败的旁观者[19]。李喜所则指出，剪辫子在清末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个别有远见的官吏还上奏清廷，要求解除留辫的律令。民初的剪辫风暴虽然出现过一些过激行动，但一些军政府还是呼吁剪辫自由[20]。 （二）社会思潮 1.欧化思潮和国粹主义 赵立彬认为，进入20世纪后，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欧化思潮占了主流地位，国粹主义日益边缘化。欧化思潮所推动的文化趋新的心理革命，从价值层面刷新了国人的政治理念，为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进步奠定了心理基础。欧化思潮也与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成为文化激进主义的先驱和渊源，奠定了20世纪趋新文化的主流地位[21]。喻大华分析了国粹思潮兴起的原因、内涵和历史地位，认为国粹派及其思潮虽持抑西扬中的文化取向，但对中国近代学术潮流有积极的影响：①启发了国学研究热潮的出现。②批判君学，促进了经学的衰落，并开创了客观研究经学的新路径。③批判旧史学，促进了“新史学”的产生。④启发了著名学术派别——古史辨派的产生。并认为国粹思潮也有一定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作用[22]。 2.民族主义 金冲及认为，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受到19世纪中叶德国、意大利统一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影响，由梁启超最早提出，而这面旗帜却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越举越高，成为三民主义第一项。孙中山吸取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合理因素，扬弃了其中的消极成分，突出地强调民族平等，这是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重大贡献[23]。张海林认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倡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十分偏狭的种族主义，其认识水平没有超过朱元璋、洪秀全农民起义军的认识高度。它把革命矛头指向了国内另一个民族——满族，却忽视了中华民族与东西方侵略者的矛盾。它把国人的视线引向国内民族间的政权角逐，偏离了整个中华民族民主富强的奋斗目标。它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对中国社会的进步都是有害的[24]。 （三）社会风俗 尤玉号指出，清末资产阶级的移风易俗潮，发端于维新改良运动时期，高涨于民主革命运动勃兴之时。尽管其实际成效不彰，但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变革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并在理论、宣传乃至实践上为民国以后社会风俗的革故鼎新作了必要准备[25]。万建中指出，民国社会风俗有很大变革，其主要特征是：洋化、奢侈化、重商轻农，同时表现出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沿海（特别是通商口岸）地区风俗的更新快于内地，城市早于农村[26]。吴雪玲认为，还有由旧到新的过渡性、中西合璧的多样性等特征。并指出，其后中国风俗的现代意味才逐渐增浓[27]。曹欣欣指出，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在清末民初的移风易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创办刊物、著书立说、宣扬移风易俗，更以可贵的勇气身体力行。他们在移风易俗中借鉴了西方习俗，也融入爱国主义情怀，推动了西方近代社会习俗与中国传统风俗从冲突走向融合，推动了社会风俗的文明进步[28]。 （四）宗教 韦国友指出，加入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中国教徒，有不少是爱国的。他们有的以教堂为掩护，宣传革命，有的利用教会庇护革命党人，甚至把教堂、教会学校、教会书楼提供给革命者作为活动据点，有的捐献家产支持革命，有的直接参加起义，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29]。王敬平指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中有不少是基督教徒，辛亥革命后基督教在中国地位极大提高，加之《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教自由，这使基督教会规模迅速扩大，教会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出版事业迅速发展，步入中国教会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30]。方祖猷记述了辛亥革命时期爱国僧人八指头陀及其弟子太虚法师并参加同盟会的弟子栖云的事迹，肯定了佛教徒为辛亥革命作出的贡献。他指出，爱教必须爱国，兴教必须兴国，是八指头陀等人的基本认识，也是中国近代佛教得以中兴的主要原因之一[31]。 （五）城市、乡村 王笛以辛亥革命前后成都的街头政治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城市下层民众、城市精英与城市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的关系，及辛亥革命对城市下层民众、城市精英的影响。他指出，社会转型极大拓展了政治空间，但却缩小了下层民众的生活空间。城市共公空间和共公生活的重建，并没有考虑民众利益，也没有让他们对此享有平等的权利，普通民众失去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32]。张宪文等指出，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城市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北洋政府也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城市现代化的政策，推动了中国工业城市崛起，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激增，城市新精英队伍涌现，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纪元开始。但因为辛亥革命对农村的触动较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日益扩大[33]。王林茂指出，随着中国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发展，浙北地区市镇在辛亥革命前已开始近代化，市民阶层已开始形成、发展，新思想开始传播，市民自治组织、自治领域发展，市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辛亥革命时期有的市镇的光复是市民社团主持的，有的是市民武装搞的，因为已有各方面的基础，所以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自然完成了政治和社会变革[34]。王敏指出，晚清地方自治的开展，助长了城镇绅权扩张，辛亥革命后，城镇乡绅主导的自治机构成为农村社会的权力中心。城镇绅权较少受到国家权力机构的约束，因而城镇上层乡绅成为村落社会的最大压迫者与掠夺者。城镇成为农村社会的社会中心，村落文明开始急速衰落。村落社会的枯竭又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35]。戴鞍钢等指出，辛亥革命后，上海地区农村的变化是显著的，农产品商品化明显提高，经济作物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多，纯商业性农牧经营日渐扩大，农村经济越来越多地纳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城市经济和近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及助力。同时，上海农村民众的思想观念、民风习俗也有明显进步，新式教育也发展起来。上海农村的很多工作，国民党人很少去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事业归之于失败是自然的[36]。 （六）禁烟 田海林等指出，清末清政府禁烟本是“善政”，反而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①引起烟农和烟商们对清政府的不满。②开征新捐税激化了民众与清政府的矛盾。③使各省财政支绌，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力。④使清朝旧法新政均失去经济支持。⑤削弱了清政府偿付外债及赔款的经济实力，丧失了对列强的经济信用。禁烟并未延缓清政府的覆亡，反而加速了清政府的覆亡[37]。徐辉琪指出，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立宪派乃至袁世凯北洋集团都采取了有力的禁烟措施，并进而向英国提出了“修约”、“废约”，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主动迈出了一步。这是相比清末禁烟的一大进展[3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