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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徐旭生循着这一研究路径提出了中国古代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的理论。①这种研究路径在科学版“信古派”当中也是一种通用法则。并且考古资料也被调用到了上古族群历史重建事业当中,这就使它看起来“科学性”更强了。几十年中,从论著到教材,大量的中国上古史书写几乎都是这种类型的,其重建的种种上古“历史”版本也是小异而大同。② 经常会听到科学版的“信古派”抱怨顾颉刚疑古过了头,真地是这样吗?他们所信奉的“二重证据法”真地就是无往不胜的利器吗? 假如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对不上号呢? 这是不是说明一方在造假呢? 哪一方在造假呢? 是考古资料吗? 还是文献呢? 记忆真地可靠吗? 人真地能光凭口传就能记住或记准几百年、一两千年,甚至于几千年的事情吗? 古人真地有那么强的要忠实地保存和传承历史的兴趣、使命感和道德感吗? 古人就不会说谎造假吗? 到底应该怎样对待古代的神话传说呢? 是像迈尔斯和徐旭生那样把古代神话传说翻译成以科学术语表达的现代版呢? 还是像顾颉刚和迪勒一样利用古书作为证词证言来审判古人呢? 是应该“走出疑古时代”,还是需要“走回疑古时代”呢?③ 三、创造祖先 在目前的古代希腊史研究领域内,似乎见不到所谓“信古”与“疑古”这么针锋相对的“路线斗争”,因为十有八九的学者都是“疑古派”———套用一下中国术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者间就没有分歧。恰恰相反,对于某个神话传说是如何被编造和改造的问题,他们之间不时会爆发争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思路也随之不断涌现。近些年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古代希腊的族群及其祖先谱系研究,祖先谱系被看成是族群认同建构的一种话语表达。对于祖先谱系的文本,学者们通常采用迪勒和顾颉刚所用的那类批判方法来解析,但文本分析只是其中一个步骤,他们最后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祖先谱系是在什么族群情境下被编造的,是为什么目的而被编造的,是怎样被用于族群认同建构的。最先将新的人类学方法论系统运用于古代希腊族群认同研究的当属乔纳森·M.霍尔(Jonathan M. Hall)。 霍尔1997年出版的《希腊古代的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与其说是一本按部就班地研究古代希腊族群认同全面情况的书,不如说是一部系统探讨如何将人类学理论用于古代希腊族群认同研究的方法论力作。该书获1999年美国语文学会(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颁发的查尔斯·J.古德温功绩奖(Charles J.Goodwin Award for Merit)。在人类学看待族群的理论模式中,原生主义(instrumentalism)和工具主义(primordialist)是两种主要的对立模式,而工具主义在研究者当中又最有市场。霍尔就是一个工具主义者。原生主义者将族群看成是人类历史中一种自然并且持久存在的基本单位。而在工具主义者眼里,族群只是一定时候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结成的人群,他们通过宣称拥有共同祖先和利用共有的文化象征,来掩盖其追逐经济、政治等现实利益的真正目的,因此他们可以随形势和诉求的变化而生成或消失;族群认同是在社会中被建构的,是靠主观来认定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37-127页。 ②例如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7页;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90-217、262-267、291-297页;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185-381页;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2页;杨亚长《炎帝、黄帝传说的初步分析与考古学观察》,《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93页。 ③《“疑古”与“走出疑古”》是由文史哲编辑部汇编的一本论文集,其中压到多数的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发表于《文史哲》杂志上反思对于“疑古派”的责难和倡导或运用“疑古”方法论的文章。这代表了当今中国古史学界一种颇不寻常的非主流声音。参见文史哲编辑部编《“疑古”与“走出疑古”》,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