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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劲松，江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江西南昌330022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后，西方话语体系开始进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中国中心论等先后在中国史学界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方话语体系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因素很多，既有对改革开放以前30年教条主义历史观支配史学研究的一种否定，也有为丰富史学研究而予以大力引介西方史学的一种尝试；既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学术民主的实际需要，也有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偏差；既有纯粹的学术研究需要，也有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同西方史学构建了一种激荡共生、交流互动的学术生态和良性关系，其积极和主流的一面是促进了我国近代史学科乃至中国史学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为消极性，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西方话语及其语境误区。这些误区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乃至中国特色的史学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影响很大。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道路，廓清西方话语体系误区，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指导，坚持中国传统史学优良传统，科学吸收当代西方史学积极成果，形成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风格，不仅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益，而且对于形成中国史学的当代形态、当代理论与方法、中国风格和标识、史学发展的中国道路都大有裨益。 【关 键 词】中国近代史；中国史学；西方史学；西方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3)12-0111-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全方位地展开，西方学者运用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以及交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和解释历史的成果大量引入国内，起初是“老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即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论等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出现，继之有历史人口学、历史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灾荒史、生态史等，接着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计量法、历史比较研究法等流行开来，中国历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景象。外来的西方话语体系，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思路，丰富了我们的研究内容，深化了我们的学术认识，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功不可没。然而，凡事有利即有弊，有正就有反。对待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应作如是观。 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后，西方话语体系开始进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中国中心论等先后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冲击—反应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提出，得到当时众多学者赞同和支持。该论经典表述体现在费正清和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在序言中，他们强调：“既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她的庞大的传统结构被砸得粉碎”，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1] 费正清在其著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持相同观点：“传统中国不是不变的，也不是静态的或停滞的。相反，它曾经持续的变化，而且变化多端，但变化总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约定俗成的范式内进行。这种无所不包的范式在中国地理范围内长久存在，原因在于中国的制度——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经过数世纪发展已经达到了自给自足、平衡和稳定的状态。”[2]简言之，中国已经形成惰性，积重难返，但还没有达到一成不变的地步。不过，这种变化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没有西方的冲击，不可能冲出这个范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