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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近代论是从时间维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变化发展。其前提是：近代化是各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近代化的实质是西方化；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化的过程；西方既是中国近代化的参照系，也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这一理论的缺陷同样是明显的，西方学者中也有人对此不乏清醒认识。比如费正清的学生柯文就对此批评道：“这一取向的错误在于把一种来自外界的——同时也是狭隘的——西方观点，即关于什么是变化，哪种变化才是重要的界说，强加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取向如果不是明显地，也是隐含地侧重于从西方近代史角度就中国历史提出问题——例如，中国能否独立产生近代的科学传统和工业革命呢？如果不能，为什么？——而较少探讨中国历史自身提出的问题。隐藏在这种作法背后的假设是，西方近代史是规范(norm)，从此又引起另一假设，即认为中国社会有些稀奇古怪，不太正常，必需加以特殊解释。”[7]换言之，这是基于西方中心观强加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解释或者演绎，它具有明显的西方歧视东方(中国)的意味。 当然，西方的发展模式未必不能作为中国发展的参考，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中国借以参考或引进的西方概念，还是不是西方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或本质含义？如清末引进代议制概念时，大多数引进者强调的是代议制可以富国强兵。那么，代议制在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中是否也同样是指由此富国强兵？关于西方的代议制研究，戴雪的《英宪精义》、汉密尔顿等的《联邦党人文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了那个时代英、美、法三国对代议制的研究成就，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及代议制可以富国强兵。考察代议制从西方到中国的传播过程，不难发现，富国强兵的附加值是国人的独创，而不是代议制与生俱来的。西方学者的“代议制”与中国学者所说的“代议制”之不同，这就是文化传播中存在的“变意”或“变异”现象的一个真切写照。二是西方学者所谓的西方概念，中国之前有没有？同样以代议制为例。一般认为这个制度是西方的，起源于英国，逐渐扩展到欧美其他国家。但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一文中指出，这个制度中国早已有之，只是没有被发扬光大，后来逐渐废弃。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如果章太炎的结论成立，那么，如何能说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西方化？所以，武断地认定近代化就是西方化，显然与事实不符。 冲击—反应论和传统—近代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一个从空间维度研究中国近代史，一个从时间维度解读中国近代史，各自在不同方向产生影响。它们都忽略了中国历史是中国人的历史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只有从中国人的角度、用中国人的视角、用中国人的话语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才能做到史论一致，得出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本来面目的历史结论。上述两个观点实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具体体现，是西方优越论的历史表述和话语，当然也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歧视东方(中国)的观点。 中国中心论。该论是在反思冲击一反应论和传统—近代论等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柯文是该观点的代表人物。美国汉学家柯文于20世纪70年代撰写了一部在汉学界颇有影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论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该书的出版结束了“费正清时代”，向西方汉学界指出了一条研究中国问题的新思路，即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外因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柯文在书中提出，中国中心论的内容包括：1.从中国而不是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是重要的；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结合起来。[8] 中国中心论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根据柯文的说法，越南战争“揭露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根植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译者林同奇解释中国中心论的兴起根源时表示，20世纪70年代之后，受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的影响，部分美国学者“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怀疑，从而对上述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无论是作者或是译者，他们的说法都是一致的，即西方文明的信仰动摇后，美国学者开始反思、怀疑之前的传统——近代论，进而反向提出中国中心论。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研究中国历史，回归中国，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思维方式。然而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并不是如此。从其产生来说，中国中心论是在对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等被质疑后，逐渐形成的，而不是在仔细研读中国历史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缜密思考与研究而产生的。这种方法论，实际上是“史从论出”，理论高于史料；而不是中国传统史学所强调的“论从史出”，即观点立足于史料。这就完全颠倒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困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