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辛亥革命的爆发引起了清廷的财政困窘和社会恐慌，政权岌岌可危。在外债无望的情势下，“爱国公债”成了支撑危局的希望。在推行之初，亲贵们被要求带头捐输，其后则演变为强制捐输。但在战和未定的情势下，除少数亲贵热心捐输外，大多数都意图敷衍了事，这遭到社会各界的激烈批评，亲贵因而声名狼藉。在皇权鼎革之际，亲贵的反应似被放大，事实上隆裕太后以下的亲贵们有相当数量的捐输，并且决定清室国祚的绝非捐输问题。这一现象既折射了彼时各界对亲贵弄权、国事日非的痛恨，又夹杂了袁世凯集团与亲贵的矛盾纠葛，同时亦反映了清廷上层在鼎革之际的现实考量。
    关 键 词：辛亥革命 “爱国公债” 亲贵 捐输
    作者简介：王春林(1979—)，男，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的地方财源断绝，内阁运转困难。在统治危急、社会动荡的情势下，“爱国公债”应运而生。在宣统年间，亲贵①的腐败本已深受诟病，捐输问题又使他们成为舆论的焦点。既有关于辛亥革命期间亲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们的应对与清廷灭亡的关联，对亲贵捐输及其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意义尚无专门研究。②因而笔者拟深入探析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从中体察袁世凯北洋势力与亲贵们的应对及用心，进而透视是时清廷上层的政治样态。
    一、清政府的财政困窘与社会恐慌
    
    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各省纷纷独立，清政府的地方财源因而断绝。同时，革命也引起了社会恐慌，10月14日，时任资政院议员的严复记道：“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③其中，大多为在京的王公大臣，为保护身家计，他们纷纷将眷属迁往天津租界，甚至奉天。11月9日，严复又记道：“租界避兵，人极众，至无借宿地。不得已，乃寓裕中洋客店。”④11月3日，《大公报》记道：“昨日京奉快车人为之满，其原因固由于奉人之归籍者不少，然头等客车内亲贵夫人占其大半。闻至车站时皆坐四轮马车，将簾放下，冀□为外人所窥见，一切举动颇形狼狈。”⑤另一方面，亲贵们又紧急地转移了财产。他们扮演着局势导向的角色，京城大小官员因而群起效仿。“传闻鄂警北来之次日，居政界首要之某亲贵即向大清银行提款数十万，往外国银行购买金镑金叶藏诸邸中。一人倡之，各亲贵从而效尤。无意识之满汉官吏见彼辈如此举动，以为大势已去，赶速取现以逃命，金融界因之大窘”。⑥
    《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亦详细地记述了亲贵们的反应：“财政恐慌就要在北京发生了。国库贮备的白银不足一百万两，可以肯定，它无力支付官员的俸禄。而失信又会加深财政恐慌。消息灵通的汉人、满人已经离开北京。汉人害怕满人报复大批出走或将他们的家眷送走。满人出走是因为害怕将来的下场。各种财宝从北京运往安全的地方，如天津、上海的外国租界，更珍贵的则运往奉天，人们相信那里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可保安全。”“摄政王、庆亲王、那桐和旁人大量提款使政府银行处境困难。庆亲王从大清银行提款二十五万两白银直接导致了我在15日电讯中所报导的危机。”⑦在危机面前，亲贵们不是全力应对，共克时艰，却选择了携带家眷和财宝逃走，如此当权者恐难以消弭这场革命。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更加剧了清政府的困难。“中央财政异常困惫，度支部余款仅足支持四星期，大清银行银根亦已告匮，殆将荒闭，初六日经度支部解交三十万两，仅可勉强支持。”⑧
    在统治危急的情势下，11月初，清廷被迫起用曾被其罢黜的袁世凯，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希望他能统帅北洋军镇压革命党人，使清廷渡过难关。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成立。但袁内阁成立后，亲贵官员的恐慌并未缓解。11月23日，英国公使朱尔典在电文中写道：“目前，一种悲观者的语调显现在一切谕令中，很奇妙地，恰像是一个最后的王朝灭亡前的呻吟。庆亲王忙着将他的珍物兑换成金条，以便逃亡时携带。摄政王两兄弟已将妻子送到郊外山中的隐蔽处。北平开往天津的每班火车都载满了人，有的带着全家老小以及祭祀祖宗的牌位，纷纷逃离北平。”“据说有大量宫廷的宝物，已采取最后的办法，付诸拍卖。”⑨
    此时前方需款孔亟，内阁却筹措无所。而未独立的地方在危局下多力图自保而不愿协款。“闻日前曾电致河南巡抚，令其速筹军饷二十万两，拨赴前敌。讵日昨接到复电，竟称现豫库虽有余款，然尚须赴天津购军械子弹，无力可以借给军饷”。⑩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亦“以东省时局阽危，需款孔急，故日前电咨度支部转呈内阁代奏，将东省年内应解该部协款一律截留，以备接济兵饷而保东省大局”。(11)此外，是时举借外债亦希望渺茫。12月6日，协撰宪法大臣汪荣宝记道：“访闰生，云得润田书，法国借款已成画饼，两合同约已签字，而法政府来电言，英美德法俄日六国违约，决定不借华债真是致命伤，京师仅余十日之粮，过此必将生变”。(12)彼时举借外债，必然要损害国权，因此遭到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国人的激烈反对。《盛京时报》亦报道：“据确闻，此项借款即无全国力阻之电，而各国亦以我国糜乱至此，万无承认借我国债之理也。”(13)
    事实上，辛亥革命前清廷财源已日渐萎缩(14)，因此革命一起，财政立陷瘫痪状态。《盛京时报》分析道：“未起革命以前，清政府之存款不过六七百万两，其后南方诸省非被革军占领者，即已为宣布独立之区，此后更波及于北部诸省，均已断绝各省租税收入之路。清政府之权力所及者，不过直隶、河南二省，亦多受影响之处，而河南又有党魁王天纵之横行拨扰。河南巡抚尚拟向政府请求五十万两之济款，又安能贡献租税于政府？夫清政府之所恃以为岁入者，厥赖近海关税，稽其实际，于二月以前，只有九江税关所收之五万两送缴政府，其他海关则概不输送。盖因税关多以支还外债，所收款项直接由税务司支出，政府不过得见报销之册，盖因无支用之权，于今日之财政困难毫无补救。”“是袁内阁于财政上已立于岌岌殆哉之难地位矣。”(15)12月17日，袁世凯在会见日本公使伊集院时坦承彼时内阁面临的危急情势，并请其襄助借款。伊集院记道：“袁氏略谓：目前北京政府财政困难情况已达极点，首先令人担忧者，辄为军队饷源问题。长此下去，军队势将全部化为土匪，以至扰乱敌方；而八旗之兵，危险尤大。”“本人正在焦思苦虑，务期筹得少量借款，以济燃眉。日前已向英国方面提出商谈，尚无头绪。本人绝无用借款扩充军备之意，但求能维持军队衣食即可。”伊集院谈到对革命党的顾忌，并询问借款数。“袁氏答称：少则二百万两，多则四百万两。本人最近必面晤英国公使，请其设法，亦希贵公使向该公使代为说项。至于惹起革命军反感一节，确有可能，本人亦为此而异常忧虑，故拟在不引人注意中秘密进行。”(16)然而，外债借款始终未成。
    二、从“爱国公债”到勒捐亲贵
    
    在财政困窘的情势下，11月初，度支部倡导举办“爱国公债”，不久在资政院获得通过。“爱国公债”以官吏为募集对象，“总额三千万元，每年行息三厘，自借款四年后起分年给还，于九年后一律清除，无论亲贵王公大臣以及大小官吏均有应募之义务，按薪俸额抽拨，倘有官吏不肯尽此义务者，须罚以减俸。”(17)12月中旬，袁世凯会同度支部奏请开始募集该项公债。
    但该项提议在亲贵中自始即有不同意见，“爱国公债捐虽由资政院提议，然实由肃邸及那邸等所提倡，惟闻此事尚无成效，某报所谓已筹有一百万两者尚为不确，闻其原因则系某部亲贵大臣与某协理所反对，伊等曾声明并无私蓄，不肯略破私囊，以致其他各王大臣等亦均观望。”(18)某些报纸对于该公债的前景亦持悲观态度：爱国公债已于12月20日开始募集，“唯各衙署官吏薪俸均因各部财政缺乏或减给或停支，今兹被迫征爱国公债，实属无以应命。该公债恐必不能得美满之结果也。”(19)
    公债施行后，亲贵王公们自然地被认为具有为官员们垂范的义务。“昨日阁议所发之爱国债票，各国务大臣均以此项债票若行之商民，当此兵凶，甚属不易，已决定先令亲贵王公大臣倡办，不日即将章程发表。”(20)袁世凯亦深知亲贵的表现对该项公债的前景具有决定意义，当日“袁内阁复致函诸亲贵王大臣，分别劝募。近据内阁人云，庆亲王昨曾复函袁内阁，有愿助行政经费银一百万两，不索公债券据等语，惟如何拨付之详情，现尚未悉。”(21)如此高调地认捐巨额公债，难免令人对该消息的可靠性及动机发生怀疑。数日后的报纸公布了亲贵购买公债的情形，既嘲讽了他们的吝啬，又否定了前项传闻的真实性。“爱国公债章程自颁布以来，王公大臣应者寥寥。庆邸富可埒国，不过捐五万两；洵贝勒得势不过三年，积资可与庆王颉颃，此次闻只出一万两；泽公掌度支数年，所得尤巨，闻只捐一万二千两；那桐亦不敢多捐，只出万金；惟世续慨捐八万两，为王大臣中最多者。”(22)
    除世续外，亲贵中亦不乏忧心国事、热心捐输者，“监国摄政王前曾捐助军饷二十万两，已见报端。顷闻监国现以军饷需用浩繁，议拟再将本年应领摄政经费银十五万两一并捐作饷项，以助军需。”(23)此外，某些官员对募捐活动亦较为热心。12月27日，弼德院副院长荣庆记道：“栋男赴部交爱国捐万元，以尽寸心。闻交者尚少，所交列天字第十号。”1912年1月2日午后，“三叔走募爱国捐”，3日，“博生到，三叔又同其往秋浦处，均商捐事。”(24)
    在这场捐输中，世续是倡导最力、捐输较多者。“世伯轩自接任内务府大臣以来，凡宫内一切浮费，力求撙节。日前又召集内务府各司员会议，提议按等捐输之法。首有世伯轩将前在军机任内各省督抚之馈礼，按账簿上所记约三十余万金，一并交出，为各司官倡。并发公函于各亲贵，令其酌量捐输”。(25)“惟荣禄那桐等类皆□之不顾，世续因之痛愤异常，日夜慨叹满人无忠君爱国之诚”。(26)其后世续又于12月21日“传集全署人员，开茶话一次，劝令各员各抒公忠，领认爱国债票，并说明现在国库空虚之实况，拟令所有内府之人全行认领，其成数须达二百万等语，各员均愿尽力提倡”。(27)
    “爱国公债”虽面向所有官吏，但社会舆论所瞩目者唯有亲贵，该项公债亦逐渐转化为勒捐亲贵。《盛京时报》详细地报道了亲贵们对市民劝募公债的反应，并以小标题做了简评，曰“醇王之苦、庆王之吝、泽公之穷、礼王之敷衍”。其中，惟醇亲王载沣愿对此事全力支持，亦赢得了市民的同情。“醇邸派特姓复言，极赞成此事，必尽力购买，并言请诸市民切实调查其私有，如能指出，情愿充公。并据其来人云，摄政三年所入实不及洵涛之多。”其他亲贵各自施展伎俩，或推或拖，大多口惠而实不至。“庆邸派吴赵两人复言，前已捐助军费十万两，刻购买债票十五万两，此后仍当尽力购买，并愿联络各亲贵毁家纾难。”“泽公派人复言，彼为政数年，清苦已极，实无余积，前捐银五千两，已自力竭，现当设法购买。呜呼，泽公之私蓄，孰不知之。”(28)奕劻表现得较为圆滑，而载泽的“哭穷”做法却令人难以信服。其后，该报又记述了“那桐之圆熟、良揆之吝啬、桂春之无耻”。市民“昨往见那桐，那云我言无钱，诸君必不肯信，惟所有款项均存于外国银行，一时不能提取，家中衣物，虽欲变卖，一时亦来不及，然必极力设法。各代表又再三要求，那言一二日内将面谒世中堂，协同捐输。代表云既能协商世中堂，何妨联络各王公亲贵，集腋成裘。那云余此时足疾未痊，尚不能出门。各代表言如此何不邀请各王公来宅商议？那云余家恐无人来，故办不到也。各代表皆愤愤而出。”那之表现确实圆融，令人无懈可击。“良揆系荣禄之子，家资甚富，昨派赵仆面见诸代表云，拟将副都统全俸捐输。各代表拒之，并云此次必须毁家纾难，区区副都统之全俸能有几何，仍请贵上尽力捐输，赵仆唯唯而去。”市民的做法实在有些与虎谋皮的味道，捐输已属不易，似乎大可不必要良揆毁家纾难。“桂春送函于代表，略云在交通银行有三千金之存款，系不能提取者，即请诸代表设法取出，以纾国难。各代表以其故意搪塞支吾，无不愤愤。桂春又另函，请将城中住户妇女首饰全行捐出，可得百余万巨款”。(29)桂春之应对近于无赖，遭报纸唾骂乃自然之事。
    关于内阁勒捐亲贵的做法，报纸舆论大多拍手称快。“此主张一出，京师至目袁□和平之李自成。吾以谓凡百事情皆以和平解决为上，惟与虎谋皮断非和平所能奏效。李自成事事可恶，惟□举令□痛快，后之论者亦莫嫌其酷，即称之为盗亦有道，要无不可。袁总理果能铁面辣腕，令出惟行，是强迫阘茸之王公大臣，而勉之为毁家纾难之忠义也，直君子成人之美而已，岂李自成所可同日语哉。若欲以和平得之，则恐屠门大嚼，徒费唾沫。”(30)对亲贵的悭吝表现，报纸嘲讽道：“庆邸卖马，那桐卖宅，何一寒至此耶？然而千万百万之寄顿外国银行，早彰彰在人耳目矣。迹其所以如此装穷者，不过求免爱国公债耳。夫既不愿应捐，则竟拒绝。日吾侪只知爱钱，不知爱国，尚不失其平日之身分，何必做作尔许丑态，效明末诸臣，拍卖破烂椅桌之手段耶？亦知明末诸臣，仍未免受最后之敲逼耶？”(31)其后，报纸更直言亲贵之不爱国。“不料度支部之所发表，计收到各亲贵大臣报效军饷银两及短期公债爱国公债之详细数目，统计不过百余万元，仅足供军饷半月之用。一若亲贵大臣之资财，仅有此数，即此数目，已足表爱国之热诚也者。呜呼内阁，呜呼资政院，亦何必多此一举，以买怨于各亲贵大臣，而并贻外人笑也。”“一言以蔽之，倚外人为奥援，而国家之存亡，则无关痛痒也。不过国家既已举办爱国公债，在势不得不舍却少许之资财，以涂饰天下人之耳目而已……要之各亲贵大臣，本与国同其荣枯休戚者也，若似此之吝破悭囊，则且与国家同归于不支之地位焉耳。”(32)
    一些外国公使对亲贵的做法亦表示了蔑视。日本公使伊集院对庆亲王奕劻表示：“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理应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33)法国公使高拉尔德在11月9日的信中尖锐地批评道：“在这个自私自利的国家，对于献身精神和爱国主义，前者已被遗忘，后者尚不为人所知，每个人只想着拯救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放弃是出于加倍的胆怯，背叛则是由于更加无耻。旁观者们感到王朝已缺乏支持，他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不再是关于满洲人的胜利或者失败，而是满洲人结束的方式：自杀还是逃走。这些仅仅只是一种印象。也许只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和干练的人来改变命运，并且再用一些时间巩固摇摇欲坠的王朝。实际上，这个国家的巨大的人力资源几乎没有动用：政府还没有调动旧式军队。”(34)然而，亲贵们大多考虑的是自身的安全，极少有人想过倾其全力来挽救濒临灭亡的政权。
    亲贵敛财举国皆知，是时革命党人竟也要求亲贵捐输。1911年12月26日的《盛京时报》载：“唐绍仪电致袁内阁，略称革党要求庆邸泽公慨捐私财二千万两，其余亲贵亦须捐款，以充赔偿革军用费。”(35)然而，他们的目的当主要是向亲贵们施压。同日，“资政院出席议员不满定数，未能开会，遂开谈话会，决议此次媾和倘不能成，则先将各亲贵之私财逐一核查，强迫认募爱国公债，以资继续战斗经费。”(36)可见，此时南北双方在打压亲贵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京内外的大员亦加入到讨伐亲贵的阵营。其中，军队将领方面已有胁迫捐输的意味。1912年1月6日，《盛京时报》载，冯国璋等将领通电：“现在国事日急，军需浩繁，倘饷源一绝，军心立溃。公等世受国恩，须解囊相助，或购爱国公债，倘视财如命，不肯毁家纾难，吾等军人必有最后之对待”。(37)热河都统锡良在11月13日致赵尔巽的信中愤慨地表示：“诸王公大臣，款存外商，漠视朝廷危窘，即使不为国家计，能不为身家计乎？必待铁刃加头，始肯解囊，亦愚之甚。祈即由次帅主稿，附名联奏。至毁家纾难，同此忱悃，自应勉力输将。”(38)赵尔巽亦亲自致电隆裕太后，要求亲贵助饷。1912年1月13日，《盛京时报》报道：内阁又收到赵尔巽请代奏电称，“外间盛传，仅亲贵存储外国银行之款，俱系现银，数及三千万，即无此成，能尽数提买公债，饷源顿旺，军气必张。闻各使会议时，日使曾面诘亲贵，请将存款助饷，并指出某人存某行款若干，断非虚语。现军界迭电亲贵大臣，亦主提款助饷之说。武人赤心报国，不恤性命，如再犹疑，祸日不测。尔巽等窃谓，亲贵大臣，与国休戚，岂容漠视。国存则款固有著，国亡则家亦随之。即使善于储藏犹太富人，亦可引为殷鉴。应恳明降谕旨，令亲贵大臣立将存款提出以充军饷，一面发给债票，分年偿还”。(39)
    袁世凯亦亲自向隆裕皇太后说项：“最后办法惟在为与革军决一死战，各地出征军士亦愿为国家奋勇力战，无如军费拮据，殆难支持。假令我军退守，而亲贵王侯之财产亦难保安全。若此，当危急存亡之秋，举所有亲贵王侯之私有财产以充军费，而鼓励出征军士，则危局不难挽救。”最后他还以辞职相要挟。在袁的威迫下，隆裕皇太后不得不带头捐输，“皇太后当即极力慰留，准拨内帑三百万两，并饬各皇族迅速认捐爱国公债，且谓售卖宫中宝物以充军费亦无不可。”(40)因各界非议甚多，隆裕太后不得不将亲贵捐输情形向各方通报。1912年1月4日，隆裕皇太后以宣统名义致电赵尔巽等，“前据提督姜桂题等电奏，请饬各亲贵大臣将所存款项提回，接济军用。已有旨谕令宗人府，传知各王公等，将私有财产尽力购置国债票。兹又据该督抚等奏请，情词尤为恳切，著将十五日谕旨电寄各该督抚阅看，并将该督抚等电奏抄给宗人府，传知各王公等，一体阅看。该王公等休戚相关，深明利害，务宜仰念时艰，竭诚图报，以纾朝廷宵旰之忧。”(41)
    亲贵与袁世凯原本就矛盾重重，为应对危局，不得不起用袁，但对其仍不信任。在统军将领与地方督抚通电责难后，“各亲贵闻之愈惧，争奏上财产簿、籍，自陈家贫资，只此和平，不决然言战矣。而恭亲王溥伟、辅国公载泽、大臣铁良、良弼等愈疑忌内阁也”。(42)1911年12月27日的御前会议上，“各亲贵复群起参劾奕劻历年误国诸罪及此次主张共和之非。最后，载泽复奏劾袁世凯以军饷不足不能开战，后颁内国(应为国内——引者注)短期公债，勒捐亲贵大臣，合内帑黄金八万两，款近千万，仍不开战是何居心。”(43)然而，亲贵的反响在舆论面前显得微弱无力。
    同时，亲贵们不得不力证其清白。“闻日昨各亲贵王公联名函致袁内阁，大意略谓，此次所担任购买之爱国公债，系将历年薪俸积蓄之余资已均用尽。而外间喧传各亲贵在外国银行均有存款甚多，谣言纷纷，实无其事。请即派人调查，若果有存款则情愿受罚，如无其事，须请极力昭雪此不白之冤。至此次筹款一节，定当再行设法，以纾国难”。(44)并且，在醇、庆两亲王要求下，清查存款工作开始了，其目的在释群疑。“经外务部蔡左丞、度支部周副大臣会同详密探询，各银行内庆醇邸，涛、洵、朗贝勒，伦贝子、泽公、世太保、那中堂诸位名下均无存款，并据各银行声称，官界存款统计不过三百万”。(45)此数确否难以考证，然与舆论所传之三千万、六千万之数相去甚远，舆论之数大多出于社会臆测。亲贵们遭勒捐至此，无论是否尚有余财，其声名已受到损害，较之当权时可谓一落千丈。此外，他们也不得不再表示些爱国之诚意。“庆邸、洵邸、礼邸、恭邸、伦贝子、泽公六人拟上折，奏请将所有府地交与直隶总督变卖，尽以所有充兵饷而报效国家。”(46)
    至议和后期，局面难以挽回，亲贵们或逃走，或不问政事，捐输也随之停顿。唯有忧心国事者仍在努力，“醇亲王现以军饷未能充足，仍拟设法捐助，刻正筹措款项，陆续报部。”(47)“顷闻恭、肃、睿三邸现已决定将各邸中所存金珠珍品全行变值，所得之款一律捐助军饷，闻三邸总计可筹得款项八十余万。”(48)他们是捐输的积极支持者，也是君主制的坚定支持者，然而势单力薄，无济于事。
    三、被异化的亲贵捐输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财政困窘是事实，然而经过颁发“爱国公债”，尤其是太后颁发内帑后，其财政当有一定保障。然而其间袁世凯对内始终宣扬财政窘迫，令人不免对其动机产生怀疑。12月底，蓝公武致信梁启超，谈到了北方财政的相对优势：“项城计划已着着进行，表面所筹得之款，虽近七百余万，大约可望之款，(变卖宝器［此事恐难实行］，勒捐亲贵，以及各处挪移。)约有二千万左右。借款运动，暗中亦甚进行，惟无从探悉其秘耳。总之，北方足支持三月。”“孙中山并未携得款来，南方财政窘迫异常，虽设有种种劝捐勒捐之法，均无效力，如苏省以收田赋招民反对，已成不得了之势，南方之败，可立而待。”(49)然而袁世凯等人向日本方面透露的情形则完全相反。日本驻沪领事有吉12月21日访问清廷和谈代表唐绍仪，唐谈到“如果北京方面终不妥协，致交涉破裂，北京财政较革命党方面更为窘迫，故其地位必更加困难。”(50)1912年1月8日，伊集院也写道：在与日本使馆官员的谈话中，“袁世凯再一次谈到财政极端窘迫情况，略谓：军费奇绌，依然如故。日前皇太后虽已拨出内帑充做军费，然而杯水车薪，无济大局，其他皇族尚在踌躇中，不能指望有何贡献”。(51)袁世凯方面的一再示弱当从属于其裹胁南北、从中渔利的计划，北方财政困窘，亲贵捐输无济于事，则只能与革命党方面议和，且尚须积极谋和。隆裕太后在御前会议时就表示：“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52)
    时论多以亲贵悭吝而对其大加挞伐，然而隆裕太后以下亲贵之捐输亦有据可查。“皇太后屡颁内帑，经袁内阁知会度支部，作为购买爱国公债款，并填给收单进呈。兹查所收之款，第一次内帑黄金七万九千九两五钱，第二次内帑银一百万两，第三次内帑银二十万两、金八万两，共计折合银元一千万零十六万二千九百十元。”(53)如此巨额捐输，安能以一句“无济大局”相敷衍。对皇太后的捐输，《大公报》赞赏道：“西哲恒言，专制国家，真能爱国者惟君主一人。今观爱国公债发行，费尽硬敲软劝之方法，而一般有钱之亲贵大臣，输出能有几何。深宫独以内帑一千余万，尽购公债券，则皇帝之爱国热诚，确非臣下所能几及。虽然，皇帝固向称富有天下者也，今亦出其所有，以尽购债之义务，是朕即国家之观念，已消除净尽”。(54)清室在捐输中实已尽出所有，因而，在民初为维持花销不得不以大量文物向银行抵押借款。(55)
    此外，醇亲王等亲贵的捐输亦为数不少。至1912年1月中旬，北京各亲贵捐输数额，“爱国公债，六十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元；短期公债，二十六万九千九百十四两；现银，五千六百零六两。”(56)即便为舆论所批评的那桐，亦累次捐输。《那桐日记》载，那在两月间数次以公债等形式支援度支部。12月12日“申正约傅梦岩左丞来，交其桐报效度支部经费京平足银一万两、正金银行银票一张，托其代为具呈递部，后经部改为借款。”(57)12月21日，“约钟秋岩来，面交其绍曾名下正金银行(西八月三十号六厘半年息)存券京平足银三万两票一张，连前交现银一万两，共合四万两，作为公义堂借款，托其代交度支部查收。”(58)次年1月11日，那桐记道：“托阜通交库京平足银八万两，合十一万二千八百元，系桐认购爱国公债之款，领有收据一纸。前日发姜翰青、冯华甫、张少轩、内城议事会共四处信四封，声明此举。”(59)总额达十数万的报效实不可谓“不爱国”，即便如此，那桐以及其他亲贵仍受到舆论的责难。这表明亲贵的民望较弱，民众必欲其“毁家纾难”方可接受，然而这未免有些不太现实。
    诚然，相当一部分亲贵确实对捐输不甚积极。然而，当战和未定之际，以曾经罢黜且被认为怀有异心的袁世凯主持平叛、议和、捐输等活动，对亲贵们而言，实为无奈之举。并且，是时袁氏当权而亲贵无权，近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态势，因而亲贵们自然要有预留后路之设想。肃亲王善耆记道：“辛亥兵变，各处蜂应，卒以召用非人，潜移国祚，疾首痛心，莫此为甚。臣力争不听，挽救无术，更不能与盈廷泄沓，共戴三光。”(60)可见，彼时善耆纵然回天无力，亦无意与袁世凯等合作。此外，动荡不安的局势亦是影响捐输的重要因素。度支部某员指出：“现爱国公债之不能发达，实系限于时局之故。盖和局是否能定尚在两歧，其各亲贵与各满员深虑改建共和，不得不为将来之预备，而各汉员及绅商则又虑和局不成，反贻将来民军之口实。有此两因，故均立于观望之地位”。(61)亲历辛亥的张国淦亦指出：“一国将亡，厚私积而轻国难者，历史上大都如是，在袁世凯不过藉此以胁迫亲贵王公而已。”(62)
    对于袁世凯的“勒捐”手法，莫里循描述道：“毫无疑问，在袁的完全同意下，十五位将军向皇室的每个成员发出了警告信，要求他们对国家的需要作出贡献，贡献的方式就是认购爱国公债。利用这种方式，又取得近三百万两，因此，就财政而言，袁世凯获得了足够三个月开支所需的钱。这显然使他的地位得到了改善。根据这种理由，我相信他对十五个将军所发出的通函是事先知道的。冯国璋和姜桂题两位将军星期二晚和袁世凯一起进餐，他们一起把此事作为笑谈。”(63)
    袁世凯的“勒捐亲贵”挤出了皇室亲贵的大量积蓄，使得他们不得不转而依赖袁氏，从而堕入袁氏的逼宫阴谋中。曹汝霖记道：“参与密勿之人，恐宫中内帑，留为后患，于是以军饷无出，前方军心动摇不能担此重任为词，奏请辞职。隆裕太后没有阅历，何能洞察，总理既以军饷无出为辞，不能空言慰留，又无他法筹措，遂将慈禧太后历年积蓄之金条尽数交出，共有三十余箱，合银六百万两之谱。”“真是算无遗策，手腕之辣，名不虚传。”(64)与清代遗老熟稔的金梁也认为“勒捐亲贵”是袁世凯篡权的阴谋。“袁既日进危词，又以行军无饷，请发内帑。太后乃尽括慈禧历年积存金银，合金银二库，尽交袁领，备发军饷。袁开单谓核计合银数共一千一百万余两，众讶其少，谓慈禧搜积数十年，有进无出，即以袁在北洋任内，日奉万金计，已当几倍其数，而内库又已尽发，其余果何往乎。此亦一疑案也。时又以国民捐名义，自亲贵以至富室，指名派捐，众不敢拒，各尽其资。世中堂续首纳五十余万，曾分载政府公报，为数不赀，皆归袁用。袁初抵京，声望既著，众咸恃以为安，仰其势而畏其威，莫不甘为尽力，以冀收转危救急之效。乃搜刮既尽，复出异谋，对南对北，两面诱劫，不惜巧取豪夺，以坐享其成，卒使南北交让。而袁乃独为天之骄子矣。”(65)
    可见，亲贵有相当数量的捐输，但在舆论的压迫下，他们被贴上了“自私”、“不爱国”的标签而备受诟病。借助勒捐亲贵活动，袁世凯北洋势力即打击了满洲亲贵，又使局势朝着自己的预期方向发展。
    四、结语
    
    宣统年间，亲贵多以贪污纳贿闻名，且其内部矛盾纷争严重，因而在皇权倾危之时，亲贵们也难以团结一致、应对危局。退出权力中枢后，一盘散沙的亲贵在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北洋势力与声势浩大的革命力量联手打压下应对乏术，最终只能按照袁世凯等人设计的路线让出政权。其间，眼看大势已去，明哲保身实为当然之选，因而他们对公债反应平平就属情理之中了，所谓“自私”、“不爱国”等舆论也就顾不得了。对此，莫理循记道：“谈判已经变成了一场交易。袁世凯……得到皇太后、庆亲王、前摄政王的支持。而现在满人对袁世凯的信任动摇了，庆亲王告了病假，另外两个亲王，溥伦和载洵也患了神经系统的疾病，借口身体不适请病假的内阁大臣的数目多到几乎令人感到荒唐。说实在话，中国官员没有英雄的气质。”(66)此时，作为亲贵之首的庆亲王与醇亲王对政事已不再过问，听凭袁世凯处置。《盛京时报》记道：“昨那邸至庆邸府中问疾，并代禀年班蒙古王公邀求各事宜。闻庆邸云，现在凡关国务事宜，不敢稍涉干预，业经奏明在案。该王公所邀各件，可向内务府理藩部内阁宗人府酌核办理，嗣后如有需款之处，本王担任筹借，以济时急。”(67)《大公报》亦记道：“内廷人云，现在各亲贵屡开御前会议，研究解决国体问题，虽所见不一，然尚各有主持。惟前监国醇邸则既未主持共和，亦未十分反对，唯唯诺诺，虚与委蛇。退值后亦并无何项意见发表，即行退归本邸，其各亲王之特开各项密议，该邸亦不与闻”。(68)
    辛亥革命期间，社会舆论对亲贵捐输甚为关注，这固然有财政困窘、政权倾危的直接原因，更源于社会舆论对宣统年间亲贵用事、国事日非的痛恨。此外，袁世凯北洋势力又巧妙地借助勒捐亲贵推动了胁迫清室逊位的计划。亲贵们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彼时冷眼旁观绝无可能，以微薄之数相敷衍亦难靥众望。无奈之下，只好在舆论的挞伐声中勉力捐输。勒捐之后，名利俱损，危局之下，复加之以优待条件，则一般亲贵唯有接受一途。隆裕太后在御前会议上即表示：“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69)2月4日，郑孝胥在日记中慨叹道：“闻满洲皇族所争者，优待条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国，孰能助之，哀哉！苟皇室有死社稷、殉宗庙、宁死不辱之志，则忠臣义士激发奋厉，纵至亡国，犹可为史册之光耳。今闻惟载泽、溥伟不愿逊位，其余皆苟活偷生，不敢反抗。王室如此，而欲责忠义于臣民，难矣。”(70)他甚至愤恨地写道：“虽谓亲贵灭清可也。”(71)郑孝胥的愤慨之语虽然看似不错，只是亲贵们弄权纷争于前，临危自保于后，他们如何能承担消弭革命、震慑反侧、延续国祚的重任。嘉道以降，清室之败象逐渐显露、扩大，至辛亥年间已积重难返，因而指责辛亥亲贵“自私”、“不爱国”，甚或将亡清责任归之于他们，就未免有些责之非人了。他们不过是担当了皇权的最后守护者，但是他们所继承的已是一副烂摊子，因而其作为也受到了限制。
    注释：
    
    ①“辛亥革命期间”，主要指自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清帝逊位期间。“亲贵”一词在清末主要是指皇室近支或担任要职的满蒙王公大臣，这一群体与皇室关系最为亲密，是清廷中枢的核心圈层。
    ②参见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丁健：《奕劻与辛亥袁世凯再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关于辛亥革命前与革命期间袁世凯与亲贵的矛盾纠葛，可参阅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1—202页；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250页。关于“爱国公债”的研究，有尧秋根：《清末公债的经济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刘晓泉：《清末“爱国公债”发行探析》，《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但两文皆从经济史的视角进行梳理、分析，并未涉及亲贵的反应。
    ③《日记》，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11页。本文使用的日记、报纸等资料原本多采用旧历纪年、纪日，为行文通畅，除原始引文外，一律转为公历纪年、纪日。
    ④《日记》，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12页。
    ⑤《亲贵夫人赴奉者多》，《大公报》，1911年11月3日，第2张。
    ⑥《为本埠人心慌乱正告大吏与居民》，《大公报》，1911年10月29日，第1张。
    ⑦《致达•狄•布拉姆函》(1911年10月24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1895—1912)，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64—765页。摄政王即醇亲王载沣，袁世凯组阁后，因袁谗言被革去监国摄政王之位；庆亲王即奕劻，清末重臣，首任内阁总理大臣；那桐为奕劻内阁协理大臣。
    ⑧《中央财政之竭蹶》，《盛京时报》，1911年11月30日，第2版。初六日指11月26日。
    ⑨《朱尔典爵士致坎贝尔爵士函》(1911年10月23日)，章开沅、罗福惠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⑩《河南竟有不认军款之电报》，《盛京时报》，1911年11月28日，第7版。
    (11)《奏请截留协款》，《盛京时报》，1911年12月14日，第5版。
    (12)汪荣宝：《汪荣宝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3辑，1991年版，文海出版社，第1075页。
    (13)《外债之成立也难》，《盛京时报》，1911年12月13日，第4版。
    (14)参阅彭雨新：《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财政的崩溃》，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1—1330页。
    (15)《北京政府之军财两界记》，《盛京时报》，1911年12月15日，第4版。
    (16)《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17日)，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页。
    (17)《募集爱国公债三千万》，《盛京时报》，1911年12月20日，第2版。
    (18)《竟有不认爱国公债者》，《大公报》，1911年11月18日，第2张。肃邸指肃亲王善耆，时任民政大臣；那邸指蒙古郡王那彦图。其时多以邸指代王爵，下同。
    (19)《爱国公债开始募集》，《盛京时报》，1911年12月23日，第2版。
    (20)《爱国票拟先由亲贵倡办》，《盛京时报》，1911年12月20日，第7版。
    (21)《庆亲王慨捐巨款纪闻》，《盛京时报》，1911年12月22日，第7版。
    (22)《王大臣之爱国如此》，《盛京时报》，1911年12月26日，第7版。洵贝勒指载洵，奕劻内阁海军大臣，载沣弟；泽公指镇国公载泽；世续为内务府大臣。
    (23)《监国又捐经费补助军饷》，《盛京时报》，1911年12月10日，第7版。
    (24)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25)《世伯轩捐资助国》，《盛京时报》，1911年12月16日，第7版。世伯轩即世续。
    (26)《世续叹满人之鲜有忠君者》，《盛京时报》，1911年12月20日，第2版。
    (27)《内务府领认公债总数》，《盛京时报》，1911年12月28日，第2版。
    (28)《请看各亲贵之口吻》，《盛京时报》，1912年1月9日，第4版。礼王指礼亲王世铎。
    (29)《各亲贵之口吻二》，《盛京时报》，1912年1月13日，第4版。良揆、桂春为年轻亲贵。
    (30)《阅评二》，《大公报》，1911年11月19日，第2张。
    (31)《阅评二》，《大公报》，1912年1月1日，第2张。
    (32)《论亲贵大臣之不爱国》，《盛京时报》，1912年1月19日，第1版。
    (33)《致达•狄•布拉姆函》(1911年12月29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1895—1912)，第817页。
    (34)《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1年11月9日)，《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第370页。
    (35)《亲贵闻此意何如》，《盛京时报》，1911年12月26日，第2版。
    (36)《拟查核亲贵私财以充战费》，《盛京时报》，1911年12月27日，第2版。
    (37)《军人向亲贵要求军饷》，《盛京时报》，1912年1月6日，第7版。
    (38)《锡良为捐款事致赵尔巽等电》(1912年1月1日)，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1981年版，第74页。
    (39)《各省督抚与亲贵》，《盛京时报》，1912年1月13日，第2版。
    (40)《必耗尽生命财产而后已乎》，《盛京时报》，1912年1月6日，第2版。
    (41)《宣统政纪》，《清实录》第60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47—1248页。
    (42)尚秉和：《辛壬春秋》，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
    (43)尚秉和：《辛壬春秋》，第155页。
    (44)《亲贵果未在外国银行存款乎》，《盛京时报》，1912年1月14日，第4版。
    (45)《清查亲贵存款之报告》，《大公报》，1912年1月18日，第1张。载涛时任军咨大臣，载沣弟；朗贝勒指毓朗，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伦贝子指农工商大臣溥伦；世太保指世续；那中堂指那桐。
    (46)《六亲贵之报效》，《盛京时报》，1912年1月18日，第7版。
    (47)《醇邸仍拟捐助军饷》，《大公报》，1912年1月31日，第2张。
    (48)《三邸之毁家纾难》，《大公报》，1912年2月1日，第2张。
    (4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9—580页。项城指袁世凯，袁籍贯河南项城。
    (50)《有吉驻上海总领事转发松井参事官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1日)，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02页。
    (51)《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2年1月8日)，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39页。
    (52)溥伟：《逊国御前会议日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172页。
    (53)《内帑抵作爱国公债》，《大公报》，1912年2月9日，第2张。
    (54)《阅评一》，《大公报》，1912年2月9日，第1张。
    (55)胡仲文：《民初清室向银行抵押的一批文物的遭遇》，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56)《各亲贵输捐数额》，《盛京时报》1912年1月14日，第2版。
    (57)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704—705页。
    (58)《那桐日记》下册，第705页。
    (59)《那桐日记》下册，第707页。姜翰青、冯华甫、张少轩即姜桂题、冯国璋、张勋。
    (60)《肃亲王遗折》(代)，奭良：《野棠轩文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7辑，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88页。
    (61)《爱国公债不踊跃之原因》，《大公报》，1911年12月30日，第1张。
    (62)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辑，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299页。
    (63)《致达•狄•布拉姆函》(1912年1月5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1895—1912)，第825页。
    (64)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65)金梁：《光宣小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7—328页。
    (66)《致达•狄•布拉姆》(1912年1月23日)，《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1895—1912)，第843页。
    (67)《庆邸对蒙王之答言》，《盛京时报》，1912年2月6日，第7版。
    (68)《醇邸默持消极主义》，《大公报》，1912年1月29日，第2张。
    (69)溥伟：《逊国御前会议日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172页。
    (70)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90页。
    (71)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372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