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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国史大纲》则将“郊祀、巡狩、封禅等”虚文无实际者,都归罪于神仙家、文学辞赋之士对武帝的误导。①说“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他们虽不参加实际政务,但得预种种政务会议,渐渐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②《国史大纲》论汉初“平民政府之产生”,以“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为证据。其实,说汉初之平民政府,非谓政府由平民组成,乃谓政府之治法客观上反应了平民之要求,即钱氏所说“无为主义即为农民社会政治思想之反应。因此恭俭无为、与民休息,遂为汉初政府之两大信念。”③同样,说“士人政府”是代表民意之政府,也不能依士人任官、士人参政为表象,而须依史实来论证其实质———即士人如何代表民意,其代表民意之建言对政务实施产生怎样重大的影响。以董仲舒为例,武帝实不能用。钱氏也说:“惜乎文帝不能用贾谊,武帝亦不能用仲舒。仲舒之主罢百家、尊孔子,独为武帝所取者,以其时言封禅、明堂、巡狩种种所谓受命之符、太平之治,以及德施方外而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灵者,其言附会于诗书六艺而托尊于孔子故也。故武帝用仲舒之议,而疎仲舒之身。 仲舒终其生未见大用。④董氏对“社会经济之贫富不均,为刑不轻、奸不改、风化不流、政令不行等问题,都是当时政治上惟一真实之问题所在,则武帝不徒未经注意,抑且以其种种之复古更化,而促其现象之加甚焉。”钱氏又云:言封禅、兴礼乐,“其事所以对天,而与民事则无关”,“武帝为求太平,不惜以天子朝廷而与小民争利”。⑤由此可见,董氏之见用,也仅在言封禅、兴礼乐而已。说董氏的一些建言代表民意,则可;说董氏代表民意之建言对国是产生重大影响,则与史实不合。《国史大纲》称“汉儒论政”表现之一即“变法和让贤论”,以此来论证“士人们在政治上逐渐得势,他们所抱的政治思想,要逐渐发挥效力”。“变法和让贤论”确可用来佐证汉儒论政、并试图以学术来规范政治的案例。但用此案例,也得参考其最终后果。后果如何? 钱氏说:“言灾异,起于董仲舒。仲舒以辽东高庙、长安高园殿灾,居家推说其意。主父偃私见其稿,窃而奏之。武帝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继仲舒言灾异者,亦多致刑祸。”⑥可见,汉儒试图以学术来规范政治的努力未能取得积极后果。那么,是否有成功之例呢? 也有。钱氏说:“如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为汉丞相。儿宽为廷尉奏谳掾,以古法决疑狱,遂见重。以议封禅贡谀,为汉武御史大夫。张汤为廷尉,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武帝又使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报,天子皆以为是。汉武一朝之用儒术者如此。”⑦总之,说参政之士人怀抱政治思想,对政务发表意见,则可;说士人在政治上逐渐得势,且逐渐发挥重要影响,则离史实又远矣。 且武帝时始分内外朝,内朝掌决策,外朝为执行。《国史大纲》也说:“武帝以后,中朝、外朝始分。于是宰相为外朝领袖,而大司马大将军为内朝辅政,其职则胥由外戚为之。”⑧又说:“内、外朝既分,内朝用私臣,非宗室则必属外戚矣。”⑨这就揭示了西汉政府的另一个面相: 西汉中期后,确有士人参与政务,并以他们的学识、理想对政务发表意见、提出建言。⑩然而,也是自中期起,行内、外朝划分,内朝决策,外朝执行。纵使外朝官员全由士人任职,而决策之内朝均天子之“私臣”,“非宗室则必为外戚”,这岂不说明士人参政的作用、影响有限? 岂不说明“士人政府”仅是表象,而君主专制是其本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27,第165页。 ②钱穆: 《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27,第162-163页。 ③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27,第143、144页。 ④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26,第104页。 ⑤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26,第99、133、104页。 ⑥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26,第239页。 ⑦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26,第208、95页。 ⑧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27,第166、167、180页。 ⑨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27,第180、181页。 ⑩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27,第16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