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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舒习龙，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系，广东 潮州 521041 舒习龙(1968—)，男，安徽省巢湖市人，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 【内容提要】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体例、方法、思路等诸多问题。重写近代学术史首先在于体例之确定，借鉴中西史书体裁的优点，采用综合创新体裁撰写学术史，应当成为重写学术史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方法论方面，应当淡化所谓的范式之争和意识形态考量，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近代学术史研究应当从学术自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这是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在方法论方面自觉的表现。 【关 键 词】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体例；方法自觉 [中图分类号]C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13)01-0006-06 李学勤先生从1990年代起倡导“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和“走出疑古时代”，揭开了“重写学术史”讨论与反思的序幕。“重写学术史”意味着对中国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进行新的解释和总结，因为学术史的纂述并不是固定和僵死的，每一代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历史观和占有的史料重写其心目中理想的学术史。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1](P9)时代变迁与历史编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有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感悟，因此，借助历史事实去解析和重构历史成为“重写学术史”的内在张力。英国学者E.H. 卡尔在其《历史是什么?》中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2](P115)“重写学术史”应该借助已逝的学术史事实，采用恰当的体例、史观与方法，以全新的思路、客观公正的立场再现学术发展的历程，梳理学术发展的源流脉络，揭示学术发展的特色和规律。这些都是“重写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唯此，“重写学术史”才有意义、有价值。 在“重写学术史”语境下，探讨相对客观的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叙事方式和内在理路，揭示学术发展的特色和价值，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李学勤先生对此发表了颇有见地的看法，“有一点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的，就是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这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3](P9)。又说：“学术史的考察研究，是探讨中国文化本质的核心课题。历史上每逢文化演变的关键时期，人们便感觉到有对过去学术做回顾的必要，近世更是如此。”[4](《自序》)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编纂应该从学术本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由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从编纂体例、方法论自觉两个方面一申管见，以推进对“重写学术史”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重写近代学术史的体例 “重写学术史”首先要确定采取何种体例最便于阐述中国近代学术纷繁复杂的现实，所以，体例问题对于“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过去那种视体裁、体例为单纯技术问题的看法是有偏颇的，故应当着力阐明如下观点：第一，体例之所以在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它是史学家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之重要载体，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史家的才、学、识、德的明显尺度。历代的学者，无论对历史演进的观察如何深刻、敏锐，对历史变化的观点如何高明、正确，搜集的材料如何丰赡、翔实，研究的成果如何精当、宏富，表述如何恰切、生动，都必须依赖历史编纂这一载体容纳和表述出来。第二，史家长期研究的成果，必须依赖历史编纂的恰当运用，才能传世行远。因此，卓越的史家无不重视历史编纂的改革与创新。白寿彝先生对此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幾所谓才、学、识，章学诚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5](P23)总之，应当对体例重新作学术定位，充分认识其在“重写学术史”方面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